在古代社会，皇位传承一般都讲求“父死子继”，一旦刻意打破这个规律，舍近求远，避亲就疏，让宗族子弟入继大统，而把亲生儿子撇在一边，坐冷板凳者必然与承袭者势同水火，极易引发宫廷政变和国家动荡，除非承袭者有刚猛的政治铁腕和雄厚的武装势力。十六国时期成国开国皇帝李雄大概没有料到，在他死后不久，以侄子身份即位的李班就死于非命。杀死李班夺权的，正是李雄的亲生儿子。
李班(288年—334年)，李雄之侄，李雄之兄李荡之子。李雄称帝后，面临着立太子这一纠结问题，“雄有子十余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而李雄认为这十几个儿子均不成气候，所以想立侄子李班为太子。大臣们持“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予以劝谏，并列举诸多史例阐明李雄如果一意孤行非这样做，难免会种下“专诸之祸”和“宋督之变”之类的祸端，“雄不从”(《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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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舍子立侄，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李雄认为其兄李荡是“嫡统，丕祚所归”，因李荡英年早逝，李雄才有机会领导部众创业，此时将皇位传给李班，意在还社稷于李荡一支;其二，李雄的十几个儿子均为庶出，且“皆尚奢靡”(《晋书》)，非安邦定国之才;其三，李班“谦恭下士，动遵礼法”且“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资治通鉴》)，李雄认为李班能成大器，将来有能力做一代名垂青史的贤君。
成玉衡十四年(324年)，李雄力排众议，正式立李班为太子，并“使任后母之”(《资治通鉴》)，让没有生育的皇后任氏当亲儿子一样悉心照顾李班。李班自小就非常聪慧，“好学夙成”(《晋书》)，且素以儒生为老师，以名士为宾友，颇有人望，朝野上下众口皆碑。为了培养李班，“雄每有大议，辄今豫之”(《资治通鉴》)，让李班参政议政，加以历练。对于李班提出的革新建议，李雄悉数采纳，民心为之大悦。
玉衡二十四年(334年)六月，戎马一生的李雄发病卧床不起，伤口污秽不堪，“生疡于头。身素多金创，及病，旧痕皆脓溃”，病情严重，生命垂危。李雄在最需要亲人照料之时，“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资治通鉴》)，且“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其孝诚如此”(《晋书》)。李雄病逝后，李班即位，“居中行丧礼，一无所预”(《资治通鉴》)，亲自置办丧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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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班即位后，李雄的堂弟建宁王李寿受遗诏辅政，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瑰也能竭力辅佐，虽然李雄新丧，皇位交替，但成国政局稳定。李雄的四儿子李期虽然对李班继任不服，但惧怕李寿等人，且势力单薄，孤掌难鸣，不得不安于现状。但是，随着亲兄长李越的到来，李期内心也开始蠢蠢欲动。九月，李越“奔丧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与其弟安东将军期谋作乱”(《资治通鉴》)，准备废掉李班。
当时，李班因李雄病亡而悲痛过度，一门心思扑在李雄的丧礼上，对心怀不轨的李越等人不加防范，没有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李班的亲弟弟李玝察觉李越名义上是来奔丧，实则来者不善，别有用心，于是建议李班“遣越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让李越回江阳，并让李期接替自己主持北方军务，将此二人远远地打发走，以防不测，以绝后患。但是，宽仁厚道的李班“以未葬，不忍遣”(《资治通鉴》)。
不调离李越、李期也就罢了，李班却让亲弟弟李玝仍返回涪城驻地，不许他在成都挑拨离间。在李班看来，自己是李雄钦定接班人，即位已成事实，只要对李越、李期二人“推心待之”(《资治通鉴》)，自信他们不会闹事。不久，天空出现异象，太史令韩豹借机称“宫中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暗示李班当心李越、李期搞政变，可惜“班不悟”(《晋书》)。李班是个聪明人，岂能不悟?他待人太友善了，丝毫不设防，同时也不忍心对兄弟们下手。
李班的“推诚居厚，心无纤芥”(《晋书》)，能感动好人，却感动不了狼。十月初一晚上，李班在为李雄哭丧时，李越潜入殡宫杀死李班，“越因班夜哭，弑之于殡宫”，可怜李班在位百余天即遭杀害。随后，李越假传任太后诏令，宣布李班的种种“罪状”，废掉李班的皇帝名号，“矫太后任氏令，罪状班而废之”(《资治通鉴》)。时年，李班四十七岁。李班死后，李期即位，谥李班为戾太子;再后来，李寿即位，追谥李班为哀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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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博纳、好学、宽厚、仁慈、孝顺、节俭、泛爱、真诚，诸多美德被李班集于一身，论人品德操，李班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第一。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感慨道：“李班岂不不谓之仁孝哉!”人品好，难能可贵，但太过，则会成为妇人之仁，也会成为致命弱点，故《晋书》称“班以宽爱罹灾”，岂不哀哉!品行好，能做个好人，未必是当皇帝的料;想当皇帝，还是应该刚柔并济，适当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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