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以文治国，民间的文化能人，基本要网罗到官场中去。苏轼是文艺全才，诗文尤佳，而且人品耿直，堂堂正正，可谓德才兼备，正符合政府的求贤标准，当然免不了被各种推送保送。但文艺全才不见得是官场能手，据历史经验，这样的人通常不擅钻营。唐朝李白就是如此，干不了那个活，就干脆当个酒鬼，四处交游；唐朝毕竟是豪放的，君王比较大度，出了这样的人，就赶出皇宫罢了。但宋朝不同，皇帝普遍走文艺范，文化气氛浓厚，出了这么个大才子，那是必须要网罗的，网罗进来才能显出君王爱才惜才用才，不然的话，后世难免要被批评。汉文帝不用贾谊，魏武帝杀掉孔融，都因此背了骂名，所以到了宋朝，以史为鉴，当然不能让大才子流落民间，必须用之于国家。但是才子嘛，一般有些脾气，有的脾气还不小。苏轼脾气可能不算坏，但恃才傲物，喜欢讽刺挖苦人。这在官场中可是致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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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苏轼这样的才华，按规律一般是死后才能大放异彩，所以到了南宋高宗孝宗，苏轼才被高度推崇，谥文忠，这是大臣最高级别的谥号了。大才子活着的时候，一般是不怎么受当政者待见的。与其同朝为官的那些，人品端正的，也是几分欣赏几分嫉妒，连发掘出苏轼的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也对旁边的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欧阳修都如此，那些人品不端的，想到苏轼岂不都要妒火中烧。所以苏轼在朝中能有多少好朋友呢。况且以他这种管不住嘴管不住手的性格，嘲笑这个讽刺那个，而且嘲笑的句句在理，让被嘲笑者无话可辩，是最遭人嫉恨的。那些被嘲笑的人，为官做宰，不谈学富五车吧，至少也是附庸风雅，但在苏轼的才气面前，被弄得气喘吁吁。不仅同僚们，皇帝也不会喜欢苏轼，宋朝的皇帝中有几个文化造诣颇深的，最著名的是宋徽宗，书画才气不亚于苏轼。但当时的神宗皇帝，却才气一般，又年轻气盛，自诩不凡，政治上用王安石搞新政，改弦易辙大动作频频，眼看着是向一代圣主奔跑的。而苏轼呢，挺着个硬脖子，既不愿意拍马屁，说话还特别直。皇帝当然不高兴这样的人留身边，所以就派到地方，眼不见心不烦。皇帝的心意多么明了，如果苏轼聪明一些，就老老实实谢恩，在外面逍遥自在算了。可他的上表里，却流露出挖苦讽刺的意味，皇帝不太高兴，眼尖的人马上看到了，朝中嫉恨苏轼的多着呢，早想办他呢。所以御史们纷纷上奏，为首的李定，以前因为不服母孝，被苏轼嘲笑过，这次终于抓到机会了，罗列了四大罪状。这就是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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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日子来了，他被关在大牢里，御史台在他的诗文里搜集着证据，牵扯出几十人来。案子朝着从严从重处理，气氛越来越凝重。苏轼自知难免死罪，已经写诗与兄弟苏辙诀别了：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诗写的，已经毫无奔放豪迈之气，真让人心疼可怜。案子的结果呢，懂政治的人都明白，苏轼是不可能被杀的，谁肯背一个杀大才子的恶名呢，皇帝正励精图治想做圣主呢，怎么可能浇一桶脏水在身上。罪名虽然坐实了，但最后必然是皇帝爱才，法外开恩，饶了苏轼一命，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役，苏轼也算懂事了，以后别再想施展什么政治抱负了，也别对大政方针评头论足了，到地方上喝喝酒吃吃肉，与编外人士们谈诗弄词，落得逍遥自在；胸中才气怨气闷气化成诗词书画，尽情挥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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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评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行，却又多么不讨人喜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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