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争霸的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40年)，吴起出生于备受强邻欺凌的弱邦卫国。在他年少时，家境即由富庶走向败落，这种环境造成了他求胜心强，热衷功名，却又狭偏易狂的心理。据史籍记载，吴起为出仕送礼而耗尽家财，结果一官未得，反受同乡讥笑。他由此狂怒，竟杀死非议自己的30多个邻人后逃往鲁国，临行前声言不做卿相不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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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吴起求学于儒家大师曾子，却因在母亲去世时不回家吊丧，被注重孝道的老师逐出。于是，求官若渴的他便横下一条心在鲁国从军，悉心攻读兵法，并在齐军来攻伐时拜见鲁君献策请缨。鲁国人见他岳父家是齐国名门，不愿重用，吴起便斩下妻子首级，换来鲁君封他为将统军，也由此留下千古骂名。吴起也确实是个军事天才，弱小的鲁军经他训练统领，竟一战便击败在春秋战国时素称强大的齐国。不过作为孔子同乡的鲁人不齿于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看到此人如此心狠手辣也深感惊悸，不久便把他辞退。吴起转投魏国，被正准备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吴起在魏26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任魏西河(今陕西省境内)守将时，一再以少量兵力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700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头强。
魏文侯死后，武侯即位，吴起又不受信任，转而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这个外来户仕途上一步登天，又提出种种变法措施，招致楚国众多贵族嫉恨。悼王刚死，那些大家贵族便招呼弓箭手围住前去致祭的吴起。尽管吴起临危显智谋，趴在了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期冀弓箭手放过他，孰料乱箭还是如雨点般射来，吴起身中数箭，倒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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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肃王继位后，严格按照楚国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找到了70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这一死法，拉上了好些垫背的同死鬼。 在列国争霸时，吴起每到一地都能强军兴邦，确有过人之才。他的着述除《吴子》外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吴起还认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引发兵祸之源，虽只论及肤浅表面，仍可谓在世界军事史上最早探索了战争的社会根源。而另一方面，吴起所到之处均引发非议并最终被谋害，固然是因变法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其个人道德缺失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据记载，吴起为将时曾“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不过从他对亲人也无情无义的行径来看，此类举动不过是笼络下属的手腕。当时被吮疽的士兵的母亲知道此事忍不住哭起来，然而不是感激而是悲哀，认为儿子受此拉拢定会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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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战国的孙武、吴起两位著名兵家相比，着述孙胜于吴，武功吴过于孙，但后人往往尊孙武而轻吴起，正是因为德重于才。纵观千年的统军征战经验，军界公认仁、信、智、勇、严齐备，方具名将之风。古时虽有“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辩辞，然而身为将帅，想服众仍需注重个人操守，才能全方位塑造良好素质。若只讲权谋而鄙视道义，虽可得功利于一时，从长远看必然滋生毒化社会风气和败坏军人武德的负面作用。吴起在史册上留下令后人赞叹的武功，但其为争功名不择手段，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结论可谓一语中的，那便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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