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合共六十四年。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位时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他重视社会稳定，关心受灾百姓，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重视水利保护农业生产，使国库日渐充实。另一方面，他平定边疆地区叛乱、完善西藏统治，占领新疆。但是他在位后期奢靡、吏治败坏，多地爆发起义，另外闭关锁国政策也拉大与西方的差距，令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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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败坏，从朝鲜使臣描述乾隆晚年政风时可略知一二，《朝鲜李朝实录》载：“(乾隆)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对于案牍之劳更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清初编年体断代史《东华录》载：“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
西洋画家笔下乾隆时代的官员宴会
当时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据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载，乾隆晚年的官员“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老百姓告状，官员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就实行“上访”，越级询问时，那个官也懒得答覆。还有的官员恨百姓“上访”为自己添烦添乱，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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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僚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互相抛波风气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清代档案《清高宗实录》载：“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借端沉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同一份历史档案又指，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纵容。如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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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矛盾令到大量游民出现，形成不少组织。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游民组织;在湖北武昌则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乾隆上谕档》形容为：“屡经惩创，怙恶不悛”;至于在山西，社会治安不靖：“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南方沿海海盗也越见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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