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说及，明清科举考试越来越倾向于培养和选拔通儒。到晚清探索改科考的初期，也还延续着类似的思路。桐城文名家吴汝纶注意到，张之洞等所议改科举，“欲取通材，亦如学堂议章合治学、治事为一条之意”。而他们的奏折也承认，“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后，始能大进”。换言之，治事与阅历直接相关，是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训的。“则当考试之初，亦不过求全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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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举考试并非求“全才”，从既存读书方式看，也不太可能求全才。其真正寻求的，不啻驭才之才，即可以统整、借用众才之才。另一位桐城文名家马其昶曾对宣统皇帝说，“帝王之学与臣下异：精于兵、农、测算、文学、政法者，为人臣者也;帝王者，用人者也。天下之挟其兵、农、测算、文学、政法以求用者，君子出其中，小人亦出其中”，人君的责任，在于能使君子进而小人退。
这是有长久渊源的思想。《吕氏春秋》以为：“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司马迁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故“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道家向为帝王说法，人君先要自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成心，去我执，方能究各人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于是“使各自明”而“群臣并至”，自然成为万物主。
不仅帝王之学如此，宰相之学亦然。好的宰相，主要不靠其自己勤奋，而在能调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一样，重在能用人治事，而无需自为专家。尤其牧令又称“父母官”，在其所辖范围里也是政教兼掌，与君主“作之君、作之师”的取向最为相近。大体上，三者都更多是“因”而不“为”，或多“因”而少“为”。其间当然也有不同，一是“因”的程度不同，越到下面，则“为”的程度越高;二是皇帝最好“垂拱而治”，牧令也可以“卧治”，而宰相不必是专家，却难得清闲，必须日常性地“主持工作”(若政治上了轨道，也可以较轻松;如曹参任丞相，一切延续前任萧何做法，史称“萧规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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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的古训，就是提倡一种虚而不实、因而不为的倾向。但这首先是建筑在分工之上，主管者下面还有相当数量“实”而“为”的专门人才;其次这也不是消极的，理想的无为，是调动为者的积极性，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通过科举的选拔，古人提倡的大致即是一种宰相之学。“读书”主要不是技术、技能性的学习，而是如傅斯年所说“以造成人品为目的”。考试亦同。考生自己成了“君子”，就可以使具有各类才能的人“并至”而“自明”，无需事事亲力亲为(当然做官后也需要在阅历中增强自己治事的能力)。
这样一种“君子不器”的取向，外国人就不易理解。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一日“山根少将来谈，问吾儿欲专门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李鸿章)也”!吴氏感觉“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
梁启超也有类似经验，他“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梁氏闻此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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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山根是否意存讽刺，他和后藤一样，确实看到了中国人才培训的传统趋向。清道光十五年，针对地方官决讼断狱的职责需要，御史易镜清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律例，“俾士子讲习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为人所欺”。但礼部却以为，科举选拔的是综合人才，“若于进身之始，先责以名法之学”，必导致读书人“荒其本业，旁及专家”。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学道作人才是读书人的“本业”，而“专家”则是留给其他技术型人才的角色。
附带说，清末留日学生学法政者众，过去很多研究者视之为政治专业化的新倾向，山根却看出了其与旧模式衔接的一面。这些学法政者常常是看着像“专家”，而其所学实亦近于所谓的“宰相之学”，最能体现“过渡时代”的样态。这样看来，近代的“法政”虽得“宰相之学”的遗传，却也终由通达之学向专门之学转化，逐渐形成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模式。至于这样培养选拔出的人才是否更好，恐怕真要“专家”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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