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汉名臣张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一条铁律。
汉朝的开国功臣也都被这一潜规则给“潜”过，“悲剧”程度和功劳成正比，功劳越大，结局越惨。
张良却是一个例外：自始至终，他深得刘邦的充分信任，在后刘邦时代，张良依然赢得了吕后的足够尊敬。
张良究竟有何过人才干，能让刘邦佩服得五体投地?张良又有何过人手段，能让自己得以善终?
刘邦自问“我，为什么能够完胜项羽?”
公元前202年的二月，刘邦登基，大汉王朝正式建立。三个月后，志得意满的开国皇帝刘邦，在洛阳南宫举办规模空前的庆功宴。
酒酣耳热之际，刘邦给大家出了一道思考题：“我为什么能够完胜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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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马屁声中，刘邦公布了标准答案：“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这段话堪称字字珠玑。他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刘邦亲自评定出了三杰;第二，刘邦为三杰排定了次序——张良、萧何、韩信;
第三，刘邦如此定位张良的作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第四，还应注意一个细节，刘邦提到张良的时候，没有直呼其名，而是使用了敬称，称呼张良的字“子房”。萧何、韩信则没有享受相同的待遇。
然而，刘邦的讲话却又令人费解。刘邦对于张良的定位是“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遍翻《史记》，也很难为刘邦的这一论断找到足够的论据。
用刘邦的这一标准来衡量张良，张良的功劳实在不过尔尔，难以望萧何、韩信的项背。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
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
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前197年(汉高祖十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
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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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
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
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
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
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
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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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
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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