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迁之议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皇帝本人，那么他为什么又迟迟不肯南迁呢?他是真的不想南迁吗?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四，崇祯皇帝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兵科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然而，崇祯皇帝却踌躇再三，不能当机立断。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还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呢，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朱由检是不愿意去承受的。因此，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这些大臣们，试图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动议，然后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这些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滑，他们早都猜透了皇帝心里打的小算盘，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崇祯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答案，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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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正月初九的早朝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那么，主张决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誓死报国的忠臣吗?不然。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自己当廷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他后来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另外，说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帐，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说不定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而他陈演最好则是明哲保身了。
试想，这种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顾虚名的皇上，哪里会定下万全之策呢?退朝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求见崇祯，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大敌当前，应该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目前之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消极的应付的策略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但是，他顾虑重重,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实在不愿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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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又奏请南迁。崇祯想，这次如果没人反对，他就可以下决心南迁了。不成想总有人要和他对着干，左都御史李邦华竟提出，皇上应该死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打碎了崇祯的如意算盘，崇祯因此勃然大怒，怒斥众臣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众人顿时吓得哑口无言，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
他们又一想，如果皇上南迁，大臣们便要留在京师辅佐太子，这岂不成了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师失守，说不定也会因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众人都看透了崇祯的心理，谁也不想背这个黑锅。崇祯却不知众人心里想些什么，见无人表态，还连连催促群臣想对策。结果群臣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的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再犹豫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
崇祯皇帝当然想马上南迁，可是他又总是盼望着大臣都一致赞成南迁，都来哭求时再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这样虽然仍是不免“弃京南逃”之名，但总还能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景，使人对他这个皇帝的被动无奈深表同情。因此，在形势虽然已经是万分危急，但他却还抱着一线希望，兴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众口一词的奏请他南迁的。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来朝见他时，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都沉默着，谁也不肯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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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之际，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也就成了泡影了。大局已定，已无可挽回。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缢殉国，就这样因为崇祯的优柔寡断和大臣们的明哲保身终于葬送了明王朝的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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