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功劳之巨大家都很清楚，无需多说——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同学，可以出门左拐，翻看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天下，那是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贡献，只是相比较而言，商鞅的贡献比较突出罢了。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历程中，还有一个人，其功劳、贡献堪比商鞅。
他就是司马错。在史书中，连司马错的生卒年份都没有明确记载(可见其被忽略程度)，其人事迹在史书中也极少被提及，《史记》仅有两次，《资治通鉴》也仅有五次。司马错就是这样一位几乎被史家忽略的人物，却对秦国最终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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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但攻打蜀国道路险峻难行，又顾虑韩国可能会趁机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便把此事交由群臣讨论。于是，司马错与张仪因为此事发生了争论：司马错建议出兵伐蜀，张仪主张去征讨韩国。
张仪认为，秦国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
他说：“我听人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
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
司马错认为：现在秦国还是一个地小民贫的国家，所以应该先从容易的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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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秦国可以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司马错接着说：“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
以上内容就是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表面上看，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好像只是关于攻打哪里的问题，但实际上，张仪与司马错的这次争议，对秦国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后世的角度看，司马错是一个有勇有谋、极富远见的将帅之才，他在这件事上的见识明显要高张仪一筹。张仪的建议更注重名和势(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从张仪这里偷的啊?)，而司马错的建议更注重实和利(富国、广地)。无论是名还是势，归根到底还要靠实力，所以，增强实力才是王道。
历史的发展则表明，司马错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平定巴蜀是实实在在增强秦国实力的策略。秦国后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攻打中原，能够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其统一天下的战争，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司马错的这次关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错的这次决策对秦国的影响之深远，几乎可以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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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清代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五中评价此事时说:"划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无出司马错之右者。”
另外，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中所提到的“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的说法很有见地，后世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战略思想恐怕也是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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