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
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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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仁宗以仁政而著称于史，其领导艺术值得一说。
胸怀仁义宽厚待人
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淡淡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全国最高领袖，即使搁在现在，也不会被录取的;即便赶上“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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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宋仁宗不光对其臣民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从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坚持原则善听劝诫
赵祯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赵祯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赵祯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赵祯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赵祯只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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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赵祯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一个善待臣民，又善于接受谏诤的皇帝，肯定是会赢得朝野热爱的，甚至会得到敌国的敬重。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见辽国人对宋仁宗赵祯敬畏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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