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晚清中国建立不朽功勋。左宗棠逝世后，清朝官方给予高度评价，朝廷称其“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伟烈长垂青史”，“为一代之伟人”;命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各立功地建纪念专祠，饰终之典备极哀荣。其同僚、部属、亲友撰写追怀悼念文字，从不同角度追怀其丰功伟绩。由此持续了7年之久对左宗棠的颂扬褒奖热潮，且余波不息。
20世纪初，反清民主革命兴起，陈天华、杨毓麟、邹容、章太炎等辛亥革命志士和党人对镇压太平天国、扶持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深恶痛绝，尽情鞭挞贬斥，于是左宗棠被评价为“保护满奴”、“屠戮同胞”，其为人“原是不足道的”，是“满人忠顺之奴隶”，“实湖南之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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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创建，政局多年动荡不安，左宗棠一时被冷落，竟达20年之久，几成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日寇对中国国土不断蚕食进逼，最后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存亡的危机，每个中国人被迫发出最后吼声的时候，以敢于抵抗外来侵略著称的左宗棠再次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褒扬的对象。
知识界对左宗棠的此轮关注和评价，首先集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问题上，并及经营、建设西北的内容，突出强调他反抗侵略、建设国防的“边功”，以激发抗日爱国热情;其次为创办福州船政局等洋务活动，高度评价左宗棠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称誉左宗棠是“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这段时间，有学者称左宗棠“为湖南近古人豪”。
当然也有学者在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分析时，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左宗棠等办洋务，“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出征新疆时借洋款是帝国主义“支持专制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换取在中国特权的第一声”。另一方面，因国共两党的对立，一些论著又间或包含借古讽今、含沙射影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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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肯定左宗棠，但后来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左”的思想一度盛行，将阶级斗争理论和观点绝对化、简单化，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被全盘否定，一些学者指斥左宗棠是“大汉奸”、“极端反动的屠夫”、“军阀”、“法国代理人”，“与外国势力勾结”，“热心地替法国侵略者辩护”。“文革”时期，研究者对在“横扫”之列的左宗棠不敢问津，左宗棠研究存在十年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进行，左宗棠得到重新评价与基本肯定。1978年12月19日，杜经国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文，首先打破沉寂，使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史学界的注意。随着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改变全面否定左宗棠的看法，左宗棠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1982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红旗》杂志发表《学习历史，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的讲话后，左宗棠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直到20世纪末期。通过研究与争鸣，传统的偏见得到纠正，左宗棠作为杰出的爱国者形象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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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进先生新著《左宗棠研究著作述要》从时代脉搏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中，对近130年来“全面肯定——基本否定——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重新评价和基本肯定”左宗棠的过程，进行了动态展示，揭示了隐藏在左宗棠研究背后广阔的历史文化生态。
左宗棠到底是“大汉奸”，还是“杰出的爱国者”，在今天相信已不成为问题，但左宗棠评价在百余年历史中的反反复复，其本身却颇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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