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夏天(618年5月)，李渊在儿子李世民等的支持下正式取代隋朝而建立了唐朝，不久重新统一全国。这时，突厥的统治者意识到：中原只要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得诸多利益，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相抗，但不幸的是：失败了!不甘心之余，便趁唐朝建国之初人心未定、国力不强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武德九年(626年)8月，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在发动“玄武之变”两个月后登上皇位。而在他刚刚即位之时，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20万攻占泾州，进至武功，京都长安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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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利可汗又领兵至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颉利见唐大军赶至，且军容威严，见状“请和”，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太宗许以金帛财物，突厥军队乃撒离唐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渭水之盟”。便桥订盟的屈辱使李世民“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即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国家与军事实力持续增强。而此时突厥因安于现状、属国抗争、上层分裂，导致实力逐渐下降。贞观三年(629年)秋，唐太宗命李靖率众将统兵10万，分道出击东突厥。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突厥，颉利逃窜，大将李世綪在白道截击，降其部众五万余人。两将又督兵疾进，大破敌军，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时值当年三月，东突厥灭亡。
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唐太宗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从617年到629年的这12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终于抓住时机，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12年的阴影，结束了写大唐帝国突厥的臣服历史。这时，唐太宗才30岁，当皇帝也就3年。贞观十二年(638年)，东突厥正式并入唐朝版图;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西突厥为唐朝所灭而统一于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南迁的东突厥之后北返复国，建立后突厥汗国，宣宗天宝四年(745年)亡于回纥(唐德宗时改称回鹘，即现在维吾尔族的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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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太宗时期疆域形势图唐太宗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12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敏锐地感受到“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唐太宗心系民生，体恤百姓，对各族民众“爱之如一”，得到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真正享受到一代英主的无限荣光。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北亚地区继匈奴之后的又一个强悍、显赫的游牧民族。据历史考证：他们带有塞种和匈奴的血统。《北史》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 突厥最先是生活在咸海西边的塞种，南北朝时期(6世纪初年)由叶尼塞河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达山)，又迁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战盔“兜鍪”，俗称突厥，因以名其部落。南北朝后期，北方的北魏分裂成西魏、东魏(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和合并了高车各部五万余落，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又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蒙古草原，和华北的北齐、北周政权并立。而北齐、北周为了试图打败对方，而又慑于新兴突厥汗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均采取向突厥纳贡、和亲的政策，以换取突厥帝国的支持，突厥借机以和平或战争手段，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杨坚不得不发兵抵御，并修筑长城。而此时的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隋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后，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隋利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开始反击突厥势力。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隋开皇十九年(599年)十月，隋文帝封东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显著标志了隋强突弱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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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疆域形势图然而隋朝短命，只有短短的37年。隋末天下大乱，而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的强大军事力量。而隋末群雄并起，自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反隋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其中不少都曾经依附过突厥。《通典》卷197记载：“及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太原留守李渊伺机在晋阳起兵。此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
迫于形势，李渊父子决定与诸雄一样自下于突厥，派出心腹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而这时的突厥仍像北朝时代一样，试图对中原各势力恩威并施，抑强扶弱，不时直接出手，借以保持、提高自己的优势地位，李渊父子的“称臣纳贡”之举正中始毕可汗下怀。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史载：“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处罗可汗死后，李渊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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