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那一年笔者刚9岁，但和村子里绝大多数男孩一样，已经是下地劳动的熟手。这一天，在地里帮大人们掰玉米劳累一天的我，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家中，草草扒拉几口饭便准备入睡。正在这时，父亲回来了，那时我的父亲在县里工作，他每次回家准能带回一两本我喜欢的书。所以，一见他回家，我便赶紧问：“爸，给我带书了没有？”只见父亲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那时并不多见的精装书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专门给你借来的，说好了一个星期要还。你抓紧看，可不许在上面乱写乱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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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重要的书，哪里还有疲惫的感觉？我连夜看，鸡叫三遍的时候，一灯煤油熬干了，那书差不多也看完了。具体书名叫什么，我早已忘记，只是，在书中上百个历史人物中，真正让我特别感兴趣，而且再也没有忘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霍去病，再一个就是狄仁杰。为了记住这两个人，我利用父亲留给我一周的时间，把有关这两个人的文字偷空一笔一划地抄了下来并视为珍宝，珍藏至今。50年过去了，而关于狄仁杰的最初印记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了。

　　荷兰人笔下的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首，不仅是大唐290年与房玄龄齐名的杰出宰相，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大唐在他之后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奠基人。他不仅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位皇帝最称职的救火队长，而且是每到一处都可以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吏。他和他的业绩、精神既是山西人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 

　　在“初识”狄仁杰后的相当长一个时间里，除了翻阅和熟悉《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现有的资料以外，我本人并没有对这位心目中的偶像做过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来到北岳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由于工作的关系，这才有机会对狄仁杰和有关狄仁杰的故事有了新的接触，而这一接触就使我蓦然发现，狄仁杰这个人物，不仅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就已是百姓的希望，朝廷的重托；在他之后的年代里，同样受到了杜甫、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夫之这样一些饱学大儒和忠良之士的推崇和评价。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近代，狄仁杰的形象更是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只不过，出现在欧洲大陆的狄仁杰竟然是一个全能的大侦探，中国的福尔摩斯。而做到这一点的始作俑者，则是荷兰人高罗佩。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幸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最早出版高罗佩所著的《狄公断狱大观》，而我有幸参与了其中部分的校对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部洋洋140万字的大作，后来又在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而书名也多有改动，诸如《大唐狄公案》《狄仁杰断案传奇》等等。只是，在高罗佩这位了不起的荷兰人笔下的狄仁杰已经远非我记忆中的那个狄仁杰，而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完全符合中国历史背景，又有着西方侦探小说精髓的真正可以为世界所接受、为世人所倾倒的古代传奇人物。高罗佩的小说在篇章结构上承袭了中国公案小说之惯例，而在用笔行文上又是西人所熟悉的推理小说手法，这种真正中西结合的产物一出版便风靡欧陆，短短10年间被翻译成29种文字出版，欧洲一些著名大学更是把它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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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发现——狄县令

　　对狄仁杰新的发现来自上世纪1995年，当时我正在创作一本诗话类的新书《读史品诗》，其中要写50个诗人，恰好到江西出差时就有朋友提醒，何不到五柳先生陶渊明做过81天县令的彭泽去看一下呢？去就去，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陶渊明正是我计划中的下一个。何况这个彭泽小县，也是公元692年时狄仁杰从宰相位置上被贬而去当过两年县令的地方呢。相比于早他300多年的那位大诗人，我们的狄公在县令这个已经被高罗佩神话了的位置上究竟干得怎么样呢？正所谓听千遍不如看一遍，在彭泽，我不仅瞻仰了狄公的雕像，参拜了狄公当年办公的遗址，而且欣赏到了天下独此一家的“狄公事，范(仲淹)公文，黄(庭坚)公书”三位一体的传奇碑文《唐狄梁公碑》。虽然时光已经远逝千年，但是，在这里，彭泽人民对狄县令的感恩却丝毫未见减弱。正因为狄仁杰在他的任期之内勤政廉明，为彭泽人民办了好事，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彭泽人民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狄县令”建了生祠。而时至今日，彭泽一地有关狄仁杰的传说和保存下来与狄仁杰有关的文物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听说当地还在投巨资打造狄公湖文化公园和狄仁杰文化一条街。1400年前的狄县令在今天依然为彭泽人民勤勤恳恳地服务着，这也不愧为一段美谈。 

　　彭泽的经历，对我颇有震荡，因为在这里，我学到了，听到了，见到了我曾经翻阅过无数次的《新唐书》类正史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有关狄仁杰的传说和故事。我不敢断言它们百分之百地真实和准确，但作为文学素材，它们所提供给我的无疑具有和那些正史一样的价值。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想尽办法，不惜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经济预算中挤出一部分，来实现我沿着当年狄仁杰走过的地方去寻迹觅踪的心愿。因为我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为自己也为数千万计的“狄粉”们还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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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寻狄公足迹

　　沿着狄公的足迹，我从狄仁杰的故乡——古老的并州出发，从西北遥远的宁州(今庆阳)到古都西安，再到中原繁华的开封、洛阳，进而南下走过他当年移风易俗、力扫淫祠、叱咤风云的江南吴地。在他走过的这些地方，光百姓为其所建生祠就达四处。他并不像高罗佩所写的那样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神探，但他确也曾作为国家的大法官在一年之内审判多达1.7万人的案件，而且没有一起喊冤不服的。他几上几下，两次当宰相，却多次被贬谪，他铁面无私，甚至连皇帝求情也敢不给“面子”。他前后6次作为救火队长而到国家最需要、时局最艰危的地方去给朝廷收拾残局，为武则天挽留了名声，赢得了民心，稳定了大局。

　　当然，作为政治家，狄仁杰的重要性更体现在他的远见卓识。无论是作为宰相，还是当救火队长，他总能够给朝廷以充实与自信。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武则天才找回了被她囚禁达23年之久的太子李显，从而保证了整个皇朝顺利回归李唐。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才能够为大唐培养和保留了张柬之、宋景、姚崇这样一批不世之才，这些人也不负恩师重望，成为恢复李唐和开元之治的功臣，为大唐留下了贞观盛世之后的又一段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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