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作秀，我以为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唐太宗吃蝗虫的故事”，这件事在《资政通鉴 唐纪》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翻译过来是讲628年，京师地区闹蝗灾，六月间，唐太宗在皇家园林游玩时看到很多蝗虫，他顺手抓了几只，咒骂道：“老百姓靠庄稼活命，却让你们这些害虫给吃了!我宁愿你们吃我的五腑六脏，也不要你们吃老百姓的粮食!举起手把要把蝗虫吞下去，左右侍从连忙劝阻：“皇上，万万使不得，这东西不干净，吃了会得病的，龙体安康要紧。”唐太宗说：“我要为老百姓受灾，哪里还怕生什么病。”于是把蝗虫塞进嘴里吃了下去。那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在古代农业社会，发生蝗灾是非常严重的事，意味着天下老百姓没有饭吃，流离失所，变成流民，甚至起来造反。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对蝗灾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降临。

　　而这种天灾，依据“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是国君的统治不仁不义，故而上天放出灾难来进行惩罚，这叫做“天谴”。受到“天谴”，皇帝应该下罪己诏，思过罪己，自责“不敏不明”，“无德”，祈求上天的原谅。既然皇家园林里蝗虫多得随便都能抓上好几只，说明蝗灾已相当严重，唐太宗相当着急，才会有这番惊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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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唐太宗实在是做过了，让整个过程充满了表演色彩。即便发生蝗灾，堂堂皇帝也没有必要着急到生吃蝗虫的地步，而是赶紧部署扫蝗的工作。好吧，就算想吃蝗虫，吃也就吃了，还要停顿来下给左右侍从劝阻的机会，然后再发表一番高论，最后不顾龙体安危，吞食数只。这事传出去让老百姓听到，哪有不感动得流泪满面的?收获明君的美名亦是理所当然。至于“是岁，蝗不为灾”，肯定不是因为唐太宗吃蝗虫的原因，但功劳肯定归于他影帝唐太宗了。

　　再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演技的高超，那就是“唐太宗出书的故事”，这件事情在《资政通鉴 唐纪》里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贞观十二年三月，辛亥，着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说的是638年三月初二，马屁精着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选编一套《李世民文集》，全国摊派购买，让人民都来学习，以便深刻领会唐太宗武功文韬、励精图治的治国精神，说不准还可以传之后世，影响深远。唐太宗却说：我发出的辞令，对人民有益的，史书上都记载下来了，足可传世不朽。如果没有什么益处，出文集干什么呢。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对治国安邦毫无帮助，他们的江山很快就没了。做国君的应担心有无德政，何必要从事文章创作!

　　唐太宗说得多么漂亮，他是在暗示大臣：我开创了“贞观之治”，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已经“立功”、“立德”了，即便是没有出版《李世民全集》，我所说的都已经有史官记录在册，不就等于“立言”了吗?所以不需要给我出什么书了。你看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文章写得那么好，辞藻华丽，精力都用在这些花架子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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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十年之后，唐太宗将自己说过的不需要写书出书的话抛到九宵云外，写了一本书叫《帝范》，讲做皇帝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个方面，将自己一生统治天下的经验都写在这部书里，又岂能说不看重“立言”?只不过，他是皇帝老子，时人谁敢翻出他当年演的戏、作的秀来说事呢，他想写就写，想出就出，没有人阻止得了。

　　唐太宗作秀之事还有一件，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唐太宗纵囚的故事”，这也在《资治通鉴 》里也有记载：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这件事讲的是唐太宗在亲自审阅部分死刑犯的卷宗时，想到年关已近，囚犯却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悲悯顿生，决定放他们回家过年，到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将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家过年，共放了390名死囚。第二年，这些死囚都回来受死，没有一个逃跑，唐太宗龙颜大悦，“皆赦之”。

　　这个故事是要歌颂唐太宗有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但这显然是次精心策划的表演秀。

　　首先，正如清代大儒王夫之所分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王夫之讲的相当有道理，不是囚犯不想逃，而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不了。唐太宗有胆量纵囚，就一定有把握能将其抓回来，可能早就安排好下面的官府严加监视。即便囚犯逃跑，唐太宗也不怕，不是还有连坐法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囚犯跑不了囚犯的亲戚朋友。纵囚与其说唐太宗仁慈，不如说唐代的法律和社会控制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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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如一些论者所说，唐太宗时的法律并不严苛，法律规定对死刑一再从轻，并删除“兄弟连坐俱死”的做法，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被判处死刑的并非都是非杀不可之人。果真如此，囚犯就更不必逃跑了，逃跑被抓肯定处死、甚至累及亲朋，不逃跑还有免死机会，那还不如乖乖回去，这更显出唐太宗在作秀。

　　其次，无论刑罚严苛与否，囚犯们或许已经猜透了唐太宗演这曲戏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胸襟广阔，英明仁爱，如果囚犯老老实实回去受刑，说不定皇帝开恩，免了他们的死罪。就算不能免死罪，也逃不了，那还不如赌一把，老实回去。结果，囚犯们赌对了，唐太宗果然赦免了他们，这一唱一和，可谓共欺世人。所以，王夫之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这是唐太宗沽名钓誉，为了博取贤君之名而作的一次天大的秀。

　　这样的秀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敢作的，据史载，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干过一把，《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即死囚不纵，而且赦免的只有22人。相比之下，忽必烈就没有唐太宗那么舍得作，演得那么投入，那么弄假成真。所以，影帝的桂冠非唐太宗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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