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名臣，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组建淮军功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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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成立后，一路势如猛虎。清军节节败退，到后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军。这个时候的江南士绅，已如抱团老鼠，危在旦夕。李鸿章就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组建淮军，前往抵抗太平军。当时是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当听闻李鸿章招募之后，纷纷上前投靠，而李鸿章也通过他在两淮地区的关系，使得淮军顺利组建，以致后来成为一支雄师。
镇压太平天国
可能现在很多人眼里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群被清朝压迫而奋起反抗的无辜平民。李鸿章率军镇压，实在是助纣为虐。然而，首先李鸿章是清朝大臣，自然为清廷效力。其次，以当时的情况，长期内耗只能加快列强瓜分中国的脚步，镇压是必然的。最后如果不镇压，真让一群农民领导一个国家，事态也只会越来越糟糕。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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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洋务运动，创立北洋水师
清末，中国积弊已久，整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昔日以铁骑征服中原的大清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成为了“东亚病夫”。在顽固派死守祖宗规矩，不图维新之时，是李鸿章站了出来，领导创办实业，开展洋务运动，与守旧派作斗争。也许在现在人看来，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的挽救国家于水火。但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足以证明李鸿章的高瞻远瞩，事实上后来与帝国列强的周旋，很大程度都是依靠洋务运动的积蓄来斗争的。
当时日吞琉球，法占越南，让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此举使我国东边的邻居日本望而生畏。)
与列强的外交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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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代清王朝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这是他后世最大的骂名。可是如果静下心来细想，李鸿章已经做到了最好。“弱国无外交”，并不是一句空话。
据说他在马关条约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一步。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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