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师联盟》里郭嘉对曹操自称“臣”有错吗?|刘三解一文里，咱们详细说过了两汉特殊的二元君臣观念，再来说说由此衍生出的门生、故吏。
这个词儿，在《三国演义》里说袁绍的时候就反复出现，但是在小说里，作用并没有体现，袁绍看起来就和个软柿子似的，曹操捏两下就爆了。
其实，这也是东汉特殊的概念。当时，三公、刺史、太守等两千石以上官员都拥有征辟属吏、察举贤良的权力，可以征辟属吏或向朝廷推荐人才，凡曾被某人察举入仕或征辟为官的人，已经不在此人部下，即成为此人的“故吏”，而此人则称为“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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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才的标准，是儒学的学问和相应的德行，这个学问此时仍旧封闭于家族传承，比如袁绍家，汝南袁氏就是世传孟氏《易》，杨修家，弘农杨氏则世传欧阳氏《尚书》，像司马懿他们家就没有这个学术传承。
那么，类似司马氏这样的家族，要在学问上有所进益，就需要投入这些大家族的门下，而这些大家族的大学者，往往又是高级官僚，这就出现了大批师生关系存续终生的“门生”。
“门生故吏”在东汉是皇帝都不得不承认的特殊关系，《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并列受罚，甚至排名在前，处于罢官之后永不叙用的重罚，可见这个特殊关系在汉代官场上的价值，甚至超过家族成员。
以故吏而论，即使其官位超过了“举主”，这种主从关系仍旧发挥作用，比如《后汉书·郑弘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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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
乡啬夫是所谓的斗食小吏，第五伦以太守察举，也算是本分，但是等到郑弘做到太尉，位次在司空第五伦之上，没到朝见时，都深深鞠躬以显示第五伦，皇帝知道了，就设了一个屏风把他俩隔开，让俩人不至于尴尬。
这一方面说明郑弘本人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也说明东汉皇帝一样尊重这个政治传统，可见其广泛流行的程度。
在东汉一代，故吏为举主复仇、鸣冤，史不绝书，而且都是当做好事来记录，这要按照清朝“防朋党”的路子，估计早砍了不知道多少个脑袋了。
最后，再说一下“九品中正制”，究竟是不是历史倒退，看看上面这些信息，大体应该有个印象了。在东汉的用人体制下，府属、故吏、门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网，又有“二元忠义”思想作为理论支撑。
太守、州牧权势之重无以复加，包揽了地区的选人权、用人权、财政权、军事权，天下偶有动荡，地域割据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以“九品中正制”里的中正官分太守的选人权，以中央掌握的“九品”选用来争夺太守手中的用人权，这无疑是曹魏政权吸取汉末教训的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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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中军、外军、州郡兵三级军事制度，代替东汉的募兵制，以都督诸州军事上收州府、郡国的军事权力，只保留郡府的财政功能，可以大大削弱地方势力滋生的自立风险。
当然，一利生一弊，曹丕费尽心机地中央集权，最终便宜了代魏的晋朝，晋朝的藩王典兵体制，又造成了新的内乱契机，这些，没有人有前后眼，自然不得而知，只论当时，恐怕不是一句历史的倒退就可以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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