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贪婪鬼，有的人能控制，有的人不能控制，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贪官。在不同社会形态里，贪官面临的“职业风险”是不一样的。在法治社会，贪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法律，贪官们犯到哪一条，社会就会将其办到哪一条，即使上级想做保护伞也做不了。皇权社会，帝王一权独大，法律只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贪官搞定了皇帝，也就等于为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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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最怕的是换皇帝
明熹宗时，贪官兼宦官魏忠贤无疑是个牛人，此人把握朝政达7年之久。他居然敢称“九千九百岁”，还敢怂恿地方长官为自己修建生祠，一点也不怕皇帝将其脑袋拧个方向。魏忠贤为何有这样的底气呢？明熹宗朱由校是他侍候着长大的，朱由校很小的时候，魏忠贤就诱其宴游，使之对自己产生依恋之心。他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政敌。天启五年（1625年），诬陷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腐之罪，将他们迫害至死。天启六年（1626年），又借故杀害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他挖空心思培植个人势力，养了众多“义子”，这些“义子”有“五虎”“五彪”“十孩”“四十孙”之称，投靠他的人里有的是总督、巡抚之类。他毫无忌惮地敛财。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生日当天，送礼的人清早就排成长队，专等乾清宫开门，宫门外的台阶上堆满了珍玉珠宝，需要几十名太监搬上大半天。这只是生日礼，还有节礼，还有帮人升官发财的“感谢费”。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天启七年（1627年）8月，明熹宗暴毙，朱由检即位，开始清算阉党。先是大抓阉党骨干，然后是将魏忠贤贬到凤阳守陵，不久又下令将其逮捕。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崇祯下令将其磔尸于河间，党徒二百六十余人或被处死，或被囚禁，或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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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魏忠贤来，和珅名气更大。和珅虽是八旗人，却出身贫贱，从小缺吃少穿。但这个人天资聪慧，他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语言，又有经济头脑，加上善于巴结，颇得乾隆帝的欢心。他23岁做管库大臣，25岁被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26岁做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30岁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后来又被封为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启部三库，此外，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职。一句话，人、财、物、司法、文化、外交、军事，他都可插手，简直就是个“二皇帝”。得到皇帝如此宠信，和珅自然要用权力给自己干些私活。他先是大搞文字狱，设立“口袋”罪，将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一网打尽。然后是大肆敛财。和珅曾行文要求各省把给皇上的奏折先向他把持的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他把天下的官吏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谁敢违逆，就坚决将其排挤掉。想升官就得出钱，出多少钱做多大官。做盐政、河道总督之类大官需要“巨万纳其府库”。嘉庆早就对和珅憎恨不已，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一伸腿，嘉庆立即宣布和珅等人“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正月五日，清仁宗又授意给事中王念孙、大学士刘塘等人上疏弹劾和珅贪赃枉法。正月初八日，皇帝下令将和珅逮捕法办，正月十八日，又赐和珅一条白练，令其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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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时代的大贪官自然是很精明的，否则，他们的官职就不可能越做越大，钱财越积越多，但这些人也同样非常愚蠢，他们总认为搞定了上级，什么事都没有了。他们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皇帝的位子不是绝对固定的，皇帝再长命百岁，也终有一天会死去。而新皇帝的性情、想法、治国理念，未必跟老皇帝一模一样，老皇帝喜欢的，新皇帝不一定喜欢；老皇帝看重的，皇帝不一定看重；老皇帝顾忌的，新皇帝未必会顾忌。诛杀贪官往往是新皇帝立威和赢得人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古代当大贪官也是有“职业风险”的。早知有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天，又何必当初贪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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