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大明王朝(南明除外)划上了句号，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本想力挽狂澜，成为一代中兴之主，可惜，事与愿违，却成了亡国之君，期间曲折，让人深思啊!很多人都很同情朱由检，认为他不应该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朱由检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用人不当，从他在位十七年的经历分析，明朝的灭亡，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笔者非常赞同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教授的观点，“万历之前，崇祯不是亡国之君，万历之后，崇祯必为亡国之君”，明朝的灭亡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若干矛盾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当然，这是非常宏观的历史分析，有句话说得好，历史不忍细看，如果从微观来看这段历史的话，笔者想说，崇祯确实错过了很多机会，这与他的执政能力有关，他不是一个明君，笔者想与列位看官一起讨论一下，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一年这一年间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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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应该知道，崇祯时期，对于大明王朝统治的威胁势力来自于内与外两方面，对内，要镇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外，要抵御东北后金(清朝)的崛起和军事进攻，两线作战，明朝的军事力量显得拙荆见肘，而且财政力量也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军事开销。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崇祯一朝的战略方针，崇祯一朝，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形势是来自内外两面的军事政治压力，而且财政力量并不充裕，那么，他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其实，早在万历初年，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中，就将“固邦本”作为国策，并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观点，于是，“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一朝的主要战略方针。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崇祯九年，崇祯皇帝启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再次向崇祯皇帝陈述了“攘外”与“安内”的关系，极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反对两线作战，因为，当时直接威胁明朝统治的心腹之患来自于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东北方面后金的崛起还只是疥癣之疾。
为此，杨嗣昌专门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什么叫做“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呢?这其实是对当时整个中原形势的一个大汇总，所谓“四正”，就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正面战场，以围剿为主防御为辅，所谓“六隅”，就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侧面战场，以防御为主围剿为辅，合起来，正好是“十面张网”，一处地方有战事，周边几处需全力配合，以求合围聚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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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主要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是洪承畴、卢象升等人，这二位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可见，崇祯手下并非无人才，杨嗣昌的计划是建立在洪承畴和卢象升之上的，他将此二人的军事实力和军事策略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并要崇祯皇帝下三个月的死功夫，以解“十年不结之局”，杨嗣昌的这个计划可以说高屋建瓴，思路缜密，设计完善，崇祯皇帝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批准了这个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直接影响下，李自成、张献忠等所领导农民武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痛打击，崇祯十年十二月，张献忠被迫投降，崇祯十一年六月，李自成更是在潼关南源几乎全军覆没，只身逃往商洛山中，“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大获全胜，这“十年不结之局”貌似就要破解了。
然而，张献忠投降后，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反扑，李自成逃往山中，也在收集旧部，厉兵秣马，崇祯十一年九月，正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圆满收官大功告成之时，崇祯皇帝突然调洪承畴、孙传庭等平叛大军北上，抵御清朝皇太极发起的“秋季攻势”，以保卫京畿安全。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杨嗣昌曾多次进言，希望崇祯皇帝能暂时同意与皇太极讲和，以求赢得时间，彻底平息李张内乱，再图收复辽东，而且辽东方面的主要军事负责人都已经秘密与皇太极接触了，可朝廷内部却舆论不断，言官纷纷弹劾杨嗣昌卖国，崇祯皇帝迫于舆论压力，居然没有采纳杨嗣昌的意见，与皇太极的和谈不了了之，皇太极发动进攻，洪承畴平叛大军奉旨北上，无疑意味着“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的落空。
此时的李自成与张献忠，均已恢复元气，二人在谷城见面，上演了一场“双雄会”，约定双方相互配合，打出一片新天地，半年后，张献忠在谷城起事，李自成亦兵出商洛山，此后，张献忠入四川，李自成入河南，其势不可挡!大半个中国再次狼烟四起，翻天覆地，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的再次起事，“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彻底失败，此时的杨嗣昌已无回天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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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一年这一年间，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都被“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击败，这对于崇祯皇帝而言，绝对是一个好机会，可崇祯皇帝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在“安内”与“攘外”的战略方针上犹豫不决，最终居然随意更改了既定方针，给了李自成与张献忠以喘息的机会。
可以说，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就没有为整个形势定下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而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以至于很多措施由于没有得以完整的实施，而中途而废，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一年“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实施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了崇祯皇帝在“安内”与“攘外”战略方针上是摇摆的，或者是一种“见好就收”的心态，并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这是一个帝王所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崇祯在死前，还在说“群臣误我”“文臣个个可杀”，不过，历史也不会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已经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在失去了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后，以后形势的发展已不由崇祯的意识为转移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亡国之君”的道路。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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