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后，一直是蓬蓬勃勃发展着。不过也曾经出现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中，以唐武宗的灭佛影响最大，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唐武宗灭佛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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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筛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勒令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15万人。
唐武宗原本也是喜欢佛教的，但即位数年后就对佛教怀有刻骨仇恨，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认为武宗之所以下令灭佛，主要是与当时的宗教斗争有关。《旧唐书》说：“武宗想学神仙方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归真得宠后，每次与武宗谈话，就一直讲佛教的坏话，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只会蠹耗生灵，应该全部铲除。武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两教的地位也常发生变化。根据这种说法，道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击佛教，促成了武宗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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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材料看，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的教义在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道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内容很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义上无法与佛教相争，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宠幸赵归真后，朝官屡屡进谏，武宗说：“我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常常与他谈玄说道来解除胸中烦闷。”看来赵归真的话对武宗的影响越来越大，武宗灭佛是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他刚做皇帝时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进行崇道活动。赵归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断增强。武宗还任命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使赵老道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连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对武宗说：“听说近来赵归真的家门，车马毕集，希望陛下好好警诫他。”因此，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另一种说法认为灭佛事件的发生是朝廷与佛教的经济矛盾所导致的。武宗对全国发布的《拆寺制》中，列举了佛教的一系列罪状，其中最主要的是“蠢耗国风，诱惑人意”，“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他认为“寺字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使得“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自己灭佛的主要目的是“惩千古之蠢源”，以“济人利众”。早在即位前，武宗就曾说过：“穷吾天下，佛也。”灭佛的结果，确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用，大批僧尼还俗，寺院奴婢编入税户，把寺院钱物收归官府，铜铁佛像铸为钱币与农具等。
灭佛的主要参与者是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提出要限制佛教的发展。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泗州置僧坛，很多江南人北渡落发为僧，李德裕就提出要禁止这种做法。他提出如果不禁止，江南就会损失60万丁壮的租赋。当时连敬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也看到了佛教在经济上对政府造成的损失，“即日诏徐州罢之”。武宗灭佛后，李德裕对武宗的做法大加称赞，认为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数，皆列齐人;收高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在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武宗之前的皇帝之所以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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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佛教与朝廷的矛盾有唐一代始终存在，历代反佛的士大夫很多，他们对佛教耗财蠹国的攻击十分猛烈却从未受到帝王的重视，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唐武宗灭佛后，对道教极度崇信，曾举行长达一百多天的道场，连续五个月修建宏伟壮丽的仙台，厚赐道士，从经济角度看，唐武宗对佛教有清醒的态度，那么他为什么又马上会沉溺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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