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正德为政期间荒淫无道，国力衰微，一生贪杯、尚武、无赖，喜好玩乐。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崇祯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　　

    读明史都很容易感觉到，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朝廷被阉党把持，发生了多次大规模叛乱，国家有亡国之象，而天启时期虽然同样阉党在打压东林党的斗争中获胜，独占朝廷权力，但总体而言，国家局势反而趋于稳定和好转。

　　嘉靖和崇祯一样，之前并没有被当成皇位继承人培养，是从藩邸被大臣迎立为皇帝的。而且，刚一上位的时候，都比较注重收罗和启用前朝被视为正人君子的人，但同时又特别注重加强集权。从一定程度上说，大礼议就是嘉靖和廷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个国家到底是谁说了算?崇祯时期皇权之强也是超过万历、天启三朝。

　　国家局势方面。嘉靖时期的内忧并不是特别严重，武宗时期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不管是宁王叛乱、安化王叛乱还是中原的农民起义，都已经被镇压下去，国内基本稳定。外患方面主要仍然是抵御蒙古余部在北方的侵扰，但并没有发动大规模入侵的能力。而崇祯面临的局势大家都清楚，内部是流民起义镇压不下去，外部是正在恶化中的辽东局势。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德、嘉靖时期和天启、崇祯时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内阁的构成方面。正德、嘉靖时期尚有刘大夏、杨一清、杨廷和这种人进入内阁，甚至王阳明也一度被推荐过。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既在中央政府下属部门工作过，又在三边这种地方长期工作过，也就是说，熟悉国内各方面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对官僚体系的运转有着深刻认识。

　　但从万历时期开始，内阁的人员构成中，履历越来越单一。从张居正起，后面的内阁辅臣基本上都是王锡爵、沈一贯、方以哲、叶向高之类这种潜邸旧臣，或者是太子宫僚，基本上都是从翰林起家，基层工作经验不足，多数没有经历过州郡锻炼。到天启驾崩时，留给崇祯的内阁班子就剩了刘一燝、韩爌、朱国桢等人，其实都是庸碌之辈，能力很一般。

　　经历过州郡基层工作锻炼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对国家的基层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政策上会比较谨慎，不太会胡来。其次，在郡县工作过，或者像杨一清这样担任过总制三边职务的人，对官僚体系的认识会比较清醒，而且相对来说政治斗争经验比较丰富。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面对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廷的局面，杨一清就很聪明的劝说太监张永揭发刘瑾，从而一举摧毁了刘瑾为首的阉党集团。而叶向高、刘一燝、韩爌、朱国桢等人面对魏忠贤的阉党集团，毫无办法，叶向高还稍微好点，“有智计”，可以一边笼络魏忠贤，一边伺机打击阉党，而他在杨涟发动的天启四年的与阉党的生死决战中被迫辞职后，剩下的刘一燝、韩爌等人就完全是砧板上的肉，毫无反抗能力，就被魏忠贤一举打倒，然后就是阉党独霸朝廷的局面。

　　崇祯上台后，一开始也大量启用了刘一燝、韩爌等人，将整个阉党连根拔起，朝署为之一空。但到崇祯四年，他就不得不承认，他启用的这些所谓正人君子对稳定整个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没多少帮助，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反而是阉党、太监跟他合作起来更顺手，于是开始杂用东林和阉党。

　　唯一一次改变这个趋势的机会是在万历后期，也就是东林和三党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李三才入阁问题。李三才本人的工作能力毫无疑问是要比当时词臣出身的其他辅臣要强的，但李三才之前显然是以入阁为目标的，所以才厚结东林顾宪成等人。结果反而弄巧成拙，正是因为东林党的神助攻，李三才本人也成了党争的议题。

　　李三才之后唯一一个有政治经验的入阁的就是孙承宗，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他年龄也已经大了，很难有什么作为。而崇祯本身性格又比较焦躁，缺乏耐心，对谁都缺乏足够信任。他换了那么多阁臣，却没有一个像刘大夏，杨一清这种老成持重又熟悉故事练习政体的人，要么是周延儒这种固宠保禄的，要么就是魏藻徳这种完全没政治忠诚度的人，再就是杨嗣昌这种光会纸上作业开脑洞的。

　　一大群从入仕开始就在各种清闲位置上看戏的政治闲人，突然机会来了，就随龙而起，直接进入内阁，成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和官僚集团的最高决策班子，而且还党争越演越烈，怎么可能不把事情弄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明朝从一开始废宰相就挖下的坑，不设宰相，让皇帝自己亲总万机，皇帝自己把宰相的活也干了。碰上太祖成祖这种精力比较旺盛的皇帝还好说，碰到比较懒惰的皇帝，就很难办了。

　　所以后面又形成了以皇帝顾问班子面目出现的内阁。到宣宗时期，又形成了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批阅奏折的制度。这样，内阁和秉笔太监相互牵制，看上去是稳定的决策机制。但这就为宦官弄权埋下了伏笔，又很容易出现宦官和内阁对立的局面。

　　内阁在名义上始终是皇帝的顾问班子，负责拟定对奏折的处理意见，但又要面对皇帝和太监的制衡。皇帝比较强势或者比较勤政的时候，宦官不容易弄权，皇帝对内阁关系比较信任，内阁实际上就是在代行原来的宰相权利，也不容易完全倒向文官官僚体系一边，更倾向于皇权。但碰到皇帝不勤快，宦官权重的时候，内阁感受到宦官的压力比较大，就会选择更倾向文官官僚体系，充当官僚体系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内阁的身份和面目，以及对自身和整个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始终都处于在一定范围内变动和摇摆的状态，而不能稳定下来。一会儿是行政机构的中枢核心宰相，一会儿是皇帝顾问机构。

　　正德从不管哪个角度看，都是有亡国之君的样子的，无论才能还是人品，都比崇祯差远了，甚至连天启都不如，但他依然能够平定内外威胁，让整个国家危而复安，就因为他所处的时期是明朝官僚体系最为成熟的时期，内阁和文官官僚体系关系比较和谐，能够精诚合作。而崇祯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刚经历了大规模的党争，人心涣散，需要一个稳定和恢复的时期的时候，内阁却全是政治和行政经验都不足的人充斥，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从秦统一全国以来，就形成了宰相制度，而且非常稳定的运行了一千多年。虽然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废除这个行政体系日常运转的中枢核心。这背后是治理一个庞大帝国所必须依赖的文官官僚体系日常运转的内部逻辑所决定的，是结构性的需要。但明朝却恰恰打破了这个稳定结构，非要让皇帝自己兼任宰相。这样，国家的治乱兴衰就完全系于皇帝一身。

　　更重要的是，历代对宰相任职资格都有一些限制，但大体来说，对州郡工作经验和行政经验的重视都是不言而喻的。汉朝的地方长官甚至在行政级别上一度比肩丞相。这背后不仅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平衡，也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平衡的需要。而明朝的内阁却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性规定，反而越来越倾向于纯粹的词臣，在最高决策层越来越排斥出身基层的成熟官僚。

　　这不能不说是明朝制度的大坑。这个坑前期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而在晚期陷入严重的内外危机之时，本来是更依赖行政经验丰富的人进行制度性调整的时候，却把最后决策权交给了一群出身清要的官场闲人，他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都无法支撑这个庞大帝国安然度过严重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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