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南北通波、千年不息的大运河，而他的巍巍龙舟却为民众的汹涌怒涛所倾覆，可谓功在千秋、罪在当代。这便揭示了一个事实：以不仁而求有功，鲜能久矣。政绩的辉煌与执政的失败原来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这就是“炀”字留给后人的思考。

　　史海探秘

　　辞海：去礼远众为炀。纵览史书，共有两位帝王获此恶谥。其中南朝后主陈叔宝身后的谥号“炀”，是隋炀帝杨广慷慨赠予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人又回馈給他，并用这个字将其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一千四百年。稗史传奇更把他描写成一个弑父杀兄的逆子、好大喜功的暴君、荒淫无道的恶魔。让我们拨开茫茫史海的迷雾，探究杨广演变成炀帝的轨迹。

　　他是文武兼备的才子

　　青少年时代他仪姿俊美，聪慧敏捷，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妙文，所以另有一名叫“英”。南北朝时期，南方文风浮艳绮靡，北方则偏质朴直白。杨广出生于北周，其母独孤氏有鲜卑血统。他幼时身受骑战和狩猎的熏陶，性情中流淌着豪放勇猛的血液。成年后，又长期驻守江都，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这种南北兼涉的阅历，使他的诗文气势磅礴，刚柔相济。如《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意境阔大，时空横绝，动静结合，收放自如。寥寥几笔，勾勒出美丽壮阔的江天景色。唐代张若虚的那首“孤篇盖全唐”的同名作，应该是受其影响的。杨广军事上也颇有建树。唐魏征评价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隋书·炀帝纪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方弱冠的杨广统率51万大军，仅用了四个月就荡平陈朝，南北中国，重归一统。之后，他又鞭指塞外，远巡西陲，威加八荒，胜过秦汉。其诗“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是他征战生涯的写照，气象雄浑，画面壮美，有魏武遗风。

　　他还是富有韬略的政治家

　　早年他就非常善于韬光守拙，争取人心。隋书记载，他野外观猎，忽遇大雨，随从急忙为其披上油衣，被杨广断然拒绝，说：“士卒皆露湿，我独衣此乎?”其父杨坚曾探视他的起居，发现所置乐器丝弦散断，灰尘蒙面，似乎久未抚弄。心中暗喜，认为此子不好声色，能当大任。这些事使得杨广口碑极佳，最终取代了其兄杨勇入主东宫。攻克陈朝国都建康后，他没有一味地攻城略地，以武力征服，而是巧用陈后主的一纸书信招降了陈朝水军都督周罗喉，在岭南地区影响颇大的少数民族首领冼夫人也因此归顺。进驻建康期间，杨广对百姓秋毫无犯，陈朝府库的财富全部封存，丝毫未取。这使他在江南一带声誉大振，

　　一时“天下称贤”。灭陈后隋文帝实行了“关中本位”的政策，江南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严重边缘化，文帝更视江南人为化外之民，强行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内容的“五教”，“民无长幼”都要背诵“烦鄙之辞”，士民皆怨，严重伤害了江南人的感情。加之民间讹传欲把南人北徙入关，终于在开皇十年江南全境爆发叛乱。隋文帝在镇压叛乱的同时，急调并州总管杨广为扬州总管。杨广坐镇江都，采取了剿抚并举、攻心为上的策略。吴郡世族名士陆知命，在三吴地方很有名望。杨广延请其游说了十七个城市的反叛者献城迎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了生灵涂炭。为了笼络人心，他还效仿东晋著名宰相王导“言习吴语”，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缓和了南人的敌对情绪。

　　他也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大业元年(公元605)三月，他刚登基便迫不及待地将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两件大事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当时的西京长安偏处西北，突厥、吐谷浑等西域强国常来骚扰，一旦入侵，“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容易陷于险境。而“洛阳得土之中”，物产丰富，运河通航后，有利于关中与江南的维系控制。他又“徙天下富商大贾于东京”(《隋书》)，既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又繁荣了东都。此举可谓国防、政治、经济一箭三雕，意义深远。大运河的开凿更是穿越千年时空的一个壮举。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自古顺势奔流入海。

　　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疏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经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增强。南朝人沈约描述江南一带“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都忘饥。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复衣天下”。而关中屡遭兵隳，水旱频仍，供应匮乏。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亲率长安官民军卒去洛阳集体就食(逃荒)，狼狈不堪。

　　大运河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使交通得以相济，南粮得以北运，商贸得以繁荣。隋炀帝急于开大运河还有军事上的目的。隋初，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来犯，位于东北的高丽国乘机侵入辽东地区。隋文帝曾发兵讨伐，后高丽上表谢罪，方才罢手。炀帝时，高丽又拒不来朝，炀帝如鲠在喉。大业三年，炀帝警告高丽使者：“告诉你们的国王，尽快来朝见。不然，我将兴师问罪!”大业八年正月，炀帝果然集结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的兵力，和二百多万的后勤保障队伍攻打高丽。如果没有大运河，如此巨大的兵员和军需转输是难以保障的。

　　他更是一位改革家

　　登基不久就发表了“变”的理论。他说“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釐万姓!”(《隋书·炀帝纪》)他还援引《易经》为自己的“变”找根据：“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他首先在全国实行“貌阅”制度，即清理核对户口。若一不实，则有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

　　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这样增加了国家赋役的源头，“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各地仓库所储谷帛“魏晋以降之所未有”，隋朝的经济繁荣达到了巅峰。魏晋以来，统治者一直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但中正官评人多以门第为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士族垄断了仕途，用人只问门第高低，不辨才能。杨广即位后破除门阀垄断，废除九品官人制，创立进士科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度。使得天下贫寒子弟有机会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成就了无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佳话。这一文官选拔方法，不仅为中国历朝沿袭，至今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还能找到它的影子。

　　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位风流倜傥、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欲成就千古伟业的帝王正踏着震天动地的鼓点，走向名垂青史的成功，他甚至命名王朝的年号为“大业”。然而，历史的车轮在这时被绊了一下。

　　事情的转折好像有点偶然，那就是三征高丽。大业七年(公元611)，隋炀帝以“高句丽本为箕子(商纣王叔父)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下诏举全国之力，征兵派役，备战高丽。当时“舳舻相次千余里”，“往返在道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运粮的“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一些造船的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资治通鉴》)次年正月，隋炀帝亲率百万大军攻打高丽。

　　“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通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但出师不利，渡过辽河的30万大军，仅撤回区区2700人。炀帝并不服输，大业九年四月，集结人马再击辽东。战斗异常激烈，正当相持不下之时，朝廷内部却出现了“窝里反”。隋朝开国元老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由于惮于炀帝的猜忌，乘其远征辽东的机会，与李密合谋举兵造反。炀帝只得回兵洛阳镇压杨玄感。征辽东之事因此搁置。

　　大业十年七月，三征辽东，再击高丽。右翊大将军来护儿率军渡过鸭绿江。国王高元下表投降。而杨广也已是强弩之末，就坡下驴，悻悻而归。然而，此时杨广脚下的大地已经开始崩裂，帝国大厦摇摇欲坠。

　　原因何在?让我们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隋代国力强盛，为杨广挥洒政治抱负提供了物质支撑。自登基后，他一路狂奔，接连做了迁都洛阳、开通大运河、修筑长城、三巡江都、三征高丽几件大事。可谓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当时，全国约4600万人口，大业元年，营建东都征役丁男达200万;大业元年至六年征用丁夫310万先后开挖通济渠、永济渠，疏通江南河，因工程浩大以至“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大业三年至四年，在榆林以东修长城，调发丁男120万，“役死者过半”;大业七年至十年动员113万兵力和200多万民夫三次攻打高丽。粗算一下，在杨广执政的十余年被征发的农民在一千万人次以上，平均每户就要摊到一人，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他崇尚浮华，透支民力

　　他即位时，曾发表非常堂皇的政治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这番话是在下令营建东都的诏书中讲的，其言凿凿，其意深深，并不比唐太宗李世民舟水之说逊色。可惜，他说了就忘了。修建东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工期仅为一年。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但这位声称要“卑宫菲食”的皇帝，并没有丝毫惜民尚俭的意思。他营造的显仁宫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名石，嘉木异草遍布其内。又在洛阳辟地二百里，构筑西苑。内置山、海、湖及水榭、亭楼、台观、殿阁、宫院等。海中“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面百余。台观殿阁，罗织山上”。

　　海北有龙鳞渠，萦行注入海内。沿渠造16座宫院，殿堂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水面上剪彩绫为荷花，色坏更新。每年正月十五，炀帝还将全国音乐高手麇集洛阳，在西苑张灯结彩，奏乐舞蹈。同时大宴少数民族的首领，观看表演，丝竹之声远传数十里之外，灯光彻夜长明。同时下令当地民众“盛服纵观，以示中国之盛”。更令人瞠目的是，他令凡西域人经过酒肆，店家都要邀请入座，醉饱而出，不取分文，还须自夸隋朝之富。他还在陕西、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等地造了许多离宫别院。建宫院的大木料要到江南诸州采伐，人民往返运送，千里不绝。

　　运一根大木柱要用几十万工，一天也走不到二十多里，加之官吏督责严苛，十之三四的人累死在路上。杨广在位曾三巡江都，其中首次仪仗盛大，铺张排场，前所未有。“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岸而行，旌旗蔽野”。御乘龙舟，阔五十尺，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四重，俨然一座水上宫殿。随从的皇后嫔妃、百官大臣、僧尼道士十万人，船乘五千余艘。挽船拉纤的就有八万人有余，专拉龙舟的纤夫有1800人，均衣锦披彩，号为“殿脚”。

　　加上两岸护卫的士兵，巡游的队伍共有二三十万人。浩浩荡荡的船队迤逦百里，首尾不能相望，直至五十天最后一条船才驶出。这支浩大的队伍如同蜂拥而至的飞蝗，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盛宴，蚕食沿河两岸的民脂民膏。“所经州县并令供顿，五百里内俱来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食用不尽，多弃埋之。”(《隋书·炀帝本纪》)

　　他自暴自弃，荒淫无道

　　征辽未获全胜，而战争虚耗了国家的元气。繁重的税负劳役、频发的水旱灾害使得民不聊生，“骸骨相望，遍于原野”，引起各个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大业九年，礼部尚书杨玄感首先发难，在杨广的背后狠戳了一刀。山东农民王薄也振臂起义，暗燃的地火，终于冲天而起，迅速蔓延至北方和中原大地。各种反隋力量“蝟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隋书·炀帝本纪》)。

　　到了大业十二年正旦，竟然连京都眼皮底下的荥阳等地，也有很多郡府不听招呼进京朝拜了。大隋帝国风雨飘摇，杨广“威加八荒，过于秦汉”的美梦，成了高空急坠的噩梦。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时，他选择了逃避、颓唐和堕落。他几乎是落荒而逃到了江都，从一个失败的帝王又蜕化成一个荒淫无道之君。他一会儿为自己开脱，“我梦江都好，征辽也偶然”;一会儿又故作超脱，“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妨?”更多的是惶惶不可终日，引镜自照：“好头颈，谁当斫之?”他以寻欢作乐自我麻痹，玩岁偈日等待末日的降临。

　　《资治通鉴·唐纪一》记载“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盛，宫中为百余房，各供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帝与肖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直至大业十四年三月，悬在炀帝头上的利剑终于落了下来。素为炀帝宠信的虎贲中郎将司马德戡、监门直阁裴虔通奉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之命率引卫队闯入宫内杀了炀帝。炀帝死得很难看。求叛将让其饮鸩酒而死不得，最后被以练巾缢杀。身旁的幼子赵王杨杲号哭不止，被裴虔通挥刀斩之，血溅帝衣。炀帝死后连像样的棺木也没有，肖皇后拆了一张漆板床将就拼凑了一副小棺，草草下葬。堂堂一国之君命丧自己亲信卫队之手，也许是“炀”字的最好注解吧。

　　从天资聪慧的王子，文采飞扬的诗人，屡建战功的统帅，雄才大略的帝王，演变为众叛亲离、荒淫无道的炀帝，他坠落的速度令人眩晕，发人深省。杨广是个有抱负的君主，也做成了一些大事。但他贪求“奄吞周汉”的不世之功，却视苍生为草芥，驱民众于水火，无休无止的徭役和战争，急政、苛政、暴政，弄得民不聊生。

　　绝对君权的无节制滥用，是专制者体内的毒性基因发作，如同鸦片，越用瘾越大，欲罢不能，最终国破身死。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正是对隋炀帝执政风格的生动摹写。他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南北通波、千年不息的大运河，而他的巍巍龙舟却为民众的汹涌怒涛所倾覆，可谓功在千秋、罪在当代。它揭示了一个事实：以不仁而求有功，鲜能久矣。政绩的辉煌与执政的失败原来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这就是“炀”字留给后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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