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秦皇帝本纪》里，司马迁记载了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的三次重要廷议。这三次廷议的议题对秦国的发展乃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第一次廷议：议帝号、废谥法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在第一次廷议上炫耀功绩：“我凭着这个渺小之身，兴兵诛讨暴乱，靠的是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依他们的罪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下安定了。现在如果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商议帝号。”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都说：“我们恭谨地跟博士们商议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我们这些臣子冒死罪献上尊号，王称为‘泰皇’。发教令称为‘制书’，下命令称为‘诏书’，天子自称为‘朕’。”秦王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帝’的位号，称为‘皇帝’，其它就按你们议论的办。”又下令说：“我听说上古有号而没有谥，中古有号，死后根据生前品行事迹给个谥号。这样做，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了，非常没有意义，我不取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就叫做始皇帝，后代就从我这儿开始，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建立了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伟业，上尊帝号当然是必须的。“皇帝”称谓的敲定，绝非帝王名号简单的变更，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把皇权神圣化的措施，如把以前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字眼变为皇帝的专用名词。还废除古代的谥法制度，不允许别人议论自己。从此以后，皇帝等称谓，在中国延续长达二千余年之久。
(二)第二次廷议：废分封、立郡县
丞相王绾等进言说：“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始皇把这个建议下交 给群臣商议，群臣都认为这样做有利。
廷尉李斯却别有不同地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始皇说：“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说得对。”
统一之初，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廷尉李斯则与始皇英雄所见略同。秦始皇郡县制的推行，正是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现实需要。此后，“百代都行秦政法”，奠定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
(三)第三次廷议：焚诗书
秦始皇在咸陽宫摆设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颂祝寿辞。仆射周青臣颂扬说：“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您的威德，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始皇十分高兴。
博士齐人淳于越上前说：“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当面阿谀，以致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不是忠臣。”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下交 群臣议论。
荀子高足、韩非子的师兄弟丞相李斯再次发表高见：“当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决定于至尊皇帝一人。可是私学却一起非议法令，教化人们一听说有命令下达，就各根据自己所学加以议论，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象这样却不禁止，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 的势力就会形成。臣以为禁止这些是合适的。我请求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毁。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城旦之刑四年，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所不取缔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秦始皇下诏说：“可以。”
在这次咸阳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就是时刻不忘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儒家士人，再次发难郡县制。争论的结果却引发了焚书之举。李斯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建议。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控制思想言论的做法，显得粗暴而野蛮。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
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残暴的事件：一是使先秦大批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二是使春秋末叶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自由思索的精神，遭受了一次致命打击;三是为后世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开了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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