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朝的大江南北全被战争糟蹋成了荒地，宋元年间著名的富庶之地扬州在明朝开国时只剩下18户人家，蒙古人还在边关不停捣蛋，元顺帝逃跑时更是恨不得卷走北方所有的金银贵金属，导致明朝一度连发行货币都困难。外加天灾不停，各省流民遍地……国家民生惨淡，而修路就是恢复国民经济的强心针。
历朝历代都会修路，但朱元璋修的是古代长度空前、连通大江南北的驿路网络：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还在追亡逐北时，朱元璋就专门颁布了命令，令许多军队驻扎后就地扛起工具、全力修缮当地道路;天下一统之后，修缮驿路更是头等大事，成为地方官考核里硬杠杠的考核标尺。
驿路修好后，全国各地府县每隔30或40千米就设有驿站，备有马、驴等交通用具，另外还有提供车船的水驿站，大江南北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总长度超过七万千米。
这空前强大的交通体系成了明初国家建设的沸腾血管：移民、建设人员和材料乃至种子、稻谷的输送都变得方便快捷，曾经是一片废墟的明朝不出三十年就再造国富民强的盛世。后人评价：明朝开国后的国泰民安，其首功就是发达的驿路交通。
更振奋人心的是，这强大的交通网络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断演进，甚至成了明朝的国际招牌。在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年代里，很多造访明朝的外国使臣都惊叹于中国发达的交通网络。
到明朝中后期，那些怀着傲慢情绪踏上明朝土地的欧洲传教士也纷纷被强大的明朝驿路折服。一个西班牙传教士惊叹道：明朝福建地区的驿路交通，路面宽阔得难以想象，更有良好的排水效果，每次大雨过后，驿路上的积水都会被迅速清洗干净，仅仅这一条就领先西班牙人太多。
原来，朱元璋大修驿路，朱棣更是不惜血本地继续修，往北一直修到了今天的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往西更是从四川延伸到了西藏拉萨地区，传统的川藏茶马古道就是从此正式形成。这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无疑是重量级的贡献。
但是朱元璋和朱棣恐怕万万没有想到：明朝这强大的驿路系统最后败给了两个字——腐败，甚至给明朝的灭亡挖了坑。
“腐败”和驿路系统扯上关系，得从明朝驿路的基本管理制度——符验制度说起。明朝驿路由兵部下属的一个司管理，公务出行者需要有符验这个信物才可以免费使用驿路。多年以来，这个制度有效保证了明朝交通的运输，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可是，从嘉靖年间起，这个良好的制度迅速变质。一方面是朝廷腐败严重，符验的发放也变得严重不靠谱，谁都能随便拿到符验去驿站白吃白喝。朝廷也不是傻子，到了嘉靖后期就一度废弃了符验制度，改为更加严格的勘合制度。勘合这个东西更加严格：以纸做的公文写明了勘合使用者的姓名和出差缘由，用后交回，便于身份核对和防止过度享受。
没想到在那些腐败的官员那里，再严格的制度也能让他们弄成换汤不换药，特别是在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勘合的发放变得无比泛滥。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外出办私事，轻轻松松就可以找来勘合，从此一路白吃白拿。
更被滥用的是另一个驿路信物：火牌。火牌的使用制度原本更加严格，它本来只允许边关军用，用以传递紧急军情。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这个高大上的东西也变了味，不只军队可以用，各个衙门更是争相效仿。因为使用者拿着火牌，不但能一路白吃白喝，回去报销时更能多填马夫钱粮，如此一来，使用者来回跑几趟，“发家致富”特别容易。
而这些沉重的负担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驿站的劳动力基本都是沿途普通老百姓的徭役，老百姓属于无偿被使唤。驿站的车、马、驴的相关费用也是由当地老百姓埋单。好些无耻官员更是沿途勒索百姓，狮子大开口地要钱要粮，闹得百姓苦不堪言。明末的文人痛心疾首地说，普通人家的财产都填不上这个窟窿。
朝廷的有识之士对如此劳民伤财的场面也不是没有触动，从张居正开始，也在不停地改革。在张居正改革时代，明朝严格控制驿站的使用，并借着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东风将原先老百姓的各种相关负担改为老百姓出钱雇人代役，一个新的产业链也迅速形成，各地都出现了大批以此为业的专业役夫。
可是张居正去世后，腐败官员们没了上面的压力，乱用驿站的情况又迅速泛滥起来。到了万历统治晚期，仅是驿站车马的工食费用就比万历之前上涨了七倍。
心疼钱的崇祯朱由检登基后，再度为这件事痛心疾首，最终在大臣的疾呼下，朱由检直接简单粗暴地裁掉了驿站。
这一举动看似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驿路系统的腐败问题，可惜反而给老百姓造成了更大的苦难：驿站被裁掉后，朝廷的交通还得继续保障，于是摊派到老百姓身上的钱只是变了个花样，还是继续摊派。加上天灾和饥荒，以及其他问题，百姓人心惶惶。
最终，崇祯十七年(1644年)，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打进北京，将朱由检逼得活活上吊。曾造就明朝辉煌的驿路系统最终被腐败侵蚀得千疮百孔，也成了明朝灭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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