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全盛时期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北伐蒙古，南下西洋，威震东亚，名扬四海。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中外学术界公认，明朝时期的中国财富占当时全球财富总量的1/3强，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明晚期国力依然强盛，经济进步，文化繁荣，尤其江淮一带商业昌盛，经过张居正的新政之后万历朝成为明代最富庶的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赫赫帝国，竟突然间轰然倒下，说亡就亡了!
诛杀魏忠贤
明朝为什么会突然灭亡?很多人认为，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是一个重要原因。魏忠贤市井出身，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倚仗天启皇帝宠信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天启皇帝酷爱木匠工作，不事朝政，魏忠贤得以专权擅政，并逐渐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
阉党对朝廷另一大势力集团东林党进行了血腥镇压，残杀了左光斗、杨涟等一大批朝廷重臣，时东林党人“累累相接，骈首就诛”。
但“好景”不长，天启皇帝仅在位七年，在23岁时就英年早逝。继位的崇祯皇帝早就痛恨阉党集体，即位两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置了魏忠贤。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告谕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魏忠贤在去凤阳守陵的路上被迫上吊自杀。此后，东林党东山再起。
有观点认为，魏忠贤虽然贪婪成性，但他并不是罪大恶极之人，而且具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他通过加征工商税、海税，减免农税，既保证了财政和军需，又使老百姓能够平安度日。在魏忠贤当政时期，明朝没有发生过大的变乱，边境战事状况也在不断好转。
而崇祯皇帝虽然志向远大，但生性多疑自负，刚愎自用，惯于推卸责任，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那么理所当然地，志大才疏的皇帝崇祯错杀了有能力又实干的魏忠贤，而重用只会空谈阔论、做道德文章的文官庸才，从而导致了大明朝的迅速垮台。
不得不说，这样的认识过于肤浅。崇祯处死魏忠贤，确实可以看作明亡的一个直接诱因。但是，明亡的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个人因素，而在于明王朝内官(司礼监)和外官(文官集团及内阁)的制衡体系被打破，国家局势一边倒地向文官集团倾斜，皇帝失去了权力的支点。
制衡体系的崩塌
实际上，明亡的原因极其复杂。明朝国祚276年，历十六位皇帝。王朝初期，皇帝多雄才伟略、能励精图治，王权自然可以把控得很牢固，政通人和，国事欣欣向荣。然而几代之后，继任的皇帝由于长在深宫，不通世务，根本无法与一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才得以出人头地的人中翘楚所组成的文官集团抗衡。
因此从英宗开始，皇帝对内官(司礼监)的倚重不断加深，其目的在于制衡外官，以确保皇权。所以，成化皇帝可以专心搞房中术，嘉靖皇帝可以专注于炼丹术，正德皇帝可以当大将军，天启皇帝可以做小木匠，万历皇帝可以30多年不上朝，而王朝依旧可以运行百余年如常。
因为，军国大事决策出自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披红的协调，皇帝只需要做好名誉的领袖即可。
然而，物极必反，也是一个规律。民间有说，“汉亡于外戚，唐亡于藩镇，宋亡于外敌，明亡于党争”。断送明王朝的恰恰也是这个内官和外官相互制衡而皇帝懒政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带来了明末残酷的党争。这里的“党”与现代汉语的“党”不同：现代汉语简化字“党”的下半部分是“兄”字，意指在特定的群体中兄弟友爱;古汉语繁体字“黨”的下半部分是“黑”字，原意指晦暗不明、非公开、暗地里、私下、偏袒，一般为贬义。
诚然，党同伐异存在于历朝历代，但是明末的党争还是触目惊心。以东林党和阉党为代表的党派争斗时时刻刻处在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状态，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
有人说，明亡于东林党患，而非党争。实际上，东林党患只是党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崇祯处死魏忠贤同样只是党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党争也只是明亡的一个表面原因,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和集团利益固化，加之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导致的民不聊生。
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
在明亡的过程中，崇祯皇帝需不需要负责任?
尽管晚明朝政积弊太深，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但是毫无疑问崇祯本人的性格缺陷加速了明亡的过程。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多疑，崇祯朝共17年，内阁首辅换了19任;内阁大学士换了50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各地总督杀了7人;各地巡抚杀了11人。
走马灯似的换杀重臣，其多疑寡恩的性格可见一斑。在袁崇焕事件上，他的这一性格缺陷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崇祯皇帝在三年之内就对袁崇焕由极度信任到凌迟处死，这种急速的态度转变寒了所有官宦的心。从此再无人事边事，也无人事内事，崇祯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以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崇祯皇帝属于典型的缺乏非整合能力的人格。所谓非整合能力是指人们承受、认知情绪上的复杂性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能够容许矛盾的信念、情感同时存在，并不会感到不适。
这样的人对待人和事都更宽容，更能够接受不完美和变化。而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会对复杂的矛盾的认知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容易走极端，倾向于对人和事的绝对信任或绝对不信任。
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彻底铲除了魏忠贤及其余党，却使东林党一党独大，难以约束。对于袁崇焕，崇祯皇帝由于他“五年平定辽东”的夸大之词，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明王朝的安危都托付给了他一人，这是何等的天真和儿戏?
袁崇焕当时就对质疑的大臣私下说过，皇上对于评定辽东的期望太大，所以他只是暂且用“五年平辽”之说来安慰皇帝的心罢了。问题是，还不到五年，才三年多，崇祯就因为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和援救京师策略而亲自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这是典型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格。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性格缺陷不仅仅危害个人，而是会危害整个国家。因此，明亡于崇祯，必然性多过偶然性。
从国家统治的角度来看，制度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崇祯皇帝因循先祖惯例，不打破内廷与外廷的政治平衡，是不是明就不会亡?
事实上，这种政治平衡被打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内官外官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到晚明时期已经使党争愈演愈烈，超出了合理的度，平衡迟早要被破坏。换句话说，无论谁当皇帝，明都会亡，区别只在时间早晚。
但是，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够积极地打破平衡的体制机制，而不是消极地打破体制机制内的平衡，那么大明王朝和崇祯本人的结局都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教训中不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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