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明朝中期的历史，就不得不提起倭寇之乱，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沿海的总督将领们，从最开始的朱纨再到后来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明朝政府不明白，真正导致倭乱的，不是那一小撮日本的浪人，而是因海禁政策而受害的千千万万的沿海居民，只要取消海禁，倭乱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一、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些什么人?
在以前的历史宣传中，总是把明朝中期的倭乱宣传成日本对于明朝的侵略战争，明朝在进行的是一场反侵略斗争。这种说法虽然让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明朝中期倭乱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成员，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至于倭寇的成分，古人早已是记载的清清楚楚，比如《明史·日本传》里就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而明朝抗倭专业书籍《筹海图编》中，更是列出了十四股倭寇的头目，这些头目全都是明朝人。现代学者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更是汇集了数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对倭寇的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本书中，倭寇的头目依然主要是明朝人。可见，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明朝人已是各代学者的共识，明朝中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既然倭寇中的成分多为明朝人，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将领还是习惯将其称为倭寇呢?难道明朝的官员和将领们眼睛都瞎了，连明朝人日本人都分不清?
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混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明中期的倭寇中确有一批真倭，这些出自日本的浪人骁勇善战，刀法诡异，给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倭寇头目王直等明朝海盗故意扮作日本人的样子，让官军无法分辨，以求以假乱真，掩护自己的走私行径。虽然王直等人落草为寇，但是他们的家人大都还在大陆上，如果被官军认出细细排查，家人很可能会被连累，因此，为了掩护家人和自身，王直等人不得不屈尊剃发易服，扮作日本人。三是明朝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斩杀一个真倭所得的赏钱远远大于斩杀一个中国海盗，所以当时：“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
所以，将当时主要为明朝人的海盗队伍称为倭寇，纯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混淆。
二、嘉靖年间的倭寇为何这么厉害
虽然中国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也闹过倭寇，但是其规模和广度都远远不能和嘉靖倭乱相比，之所以嘉靖年间的倭乱闹得如此厉害，就在于其参与者多为中国人，并得到了部分沿海居民的支持。
为什么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人?很简单，因为元朝和明朝初年的倭寇都是地地道道的真倭，远不如嘉靖倭乱那样鱼龙混杂，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混乱，就被朝廷剿灭了。可见，完全由真倭组成的倭寇作恶能力十分有限。从逻辑上讲，也很好理解，虽然真倭多为半职业化的日本浪人，拥有比明朝海盗更高的军事素养，但是他们完全不熟悉明朝的地形和军备情况，一上岸基本上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再加上中文不熟练，老百姓也不支持他们，基本上不迷路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搞什么大规模军事活动。但是一旦战斗力强悍的少量真倭被熟悉明朝情况的当地海盗所带领，破坏力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浪人，明朝海盗多自小生长在江浙沿海，对于沿海的地形地貌可谓是相当的了解，有了他们带路配合，真倭们就不会遭遇迷路的窘境，而可以精准迅速的进行抢掠。而另一方面，明朝海盗因为其明朝身份完全可以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从当地搜集官军的情报和动向，这样一来，倭寇联军就可以对官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总能占得先机，克敌制胜。在明朝海盗紧紧把握住战略和情报的前提下，真倭们得以在一场场具体的战斗中发挥他们出色的战斗素质，给予官军以重创。
嘉靖年间的倭乱，之所以如此之大，皆是日本浪人与明朝海盗勾结的结果，而其核心在于明朝海盗，只要管住了明朝方面的头目和参与者，那些人生地不熟的真倭就成了瞎了眼的老虎，只能毫无目的在沿海乱窜，然后被官军各个击破。所以，解决倭乱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怎么解决日本人，而在于如何管好明朝方面的参与者，让他们不再铤而走险参与非法的抢掠行动。而要完成这一点，就不得不动摇明朝实行几百年的祖制——海禁。
三、隆庆开关与倭乱的根治
其实，当时沿海居民之所以乐于落草为寇，与日本人勾结，并非是由于他们秉性奸猾，而是实在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生路，让他们无法养家糊口。就以倭乱最为严重的浙江为例，浙江是个什么情况，俗话说的好：“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传统的农业大省，而必然要走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
明初朱元璋因为其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素来以外贸商业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明朝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出海走私。其中胆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样，成为称霸一方的大海盗。
沿海居民落草为寇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当时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学者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另一个学者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王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王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遵守祖制的惯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宪将其斩首示众，王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最后，经过了长达8年的拉锯战后，明朝终于决定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通商。由于有了合法的通商渠道，倭乱很快就平息了，那些没有了明朝人支持的真倭也很快被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迅速剿灭。倭乱平息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戚继光将军的英勇善战，而是朝廷顺应时势的开关政策，既然能够合法的赚钱谋生，又有谁会去做犯法的事，落得千古骂名呢?宜疏不宜堵，永远是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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