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议潮（799-872年），唐末沙州（今甘肃敦煌）豪族领袖，以率众起义、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十一州的壮举闻名史册。关于其民族属性，若以狭义“汉人”血统论，历史记载存在模糊性；但若从文化认同与政治实践视角审视，张议潮及其领导的归义军政权，实为唐末边疆民族融合的典型产物，其“汉人”身份需置于多民族互动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
一、血缘迷雾：沙州张氏的多元起源
张议潮出身的沙州张氏家族，其族源存在多重可能：
汉人世家的延续：敦煌文书《张淮深碑》载其先祖为“西汉将种”，暗示与汉代赵充国屯田河西的军事移民存在关联。唐代沙州汉人移民多以“军户”身份屯戍，张氏家族或为其中一支。
吐蕃化的汉人后裔：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近百年（786-848年），部分汉人军户被迫“蕃化”。张议潮祖父张谦逸曾任吐蕃“知沙州城事”，其家族可能在此过程中吸收吐蕃文化。
多民族混血：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地，张氏家族在长期通婚中可能融入羌、吐谷浑等民族血统。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显示，张议潮家族成员兼具汉藏服饰特征，暗示文化混融。
二、文化认同：从“蕃化”到“汉化”的动态选择
张议潮的“汉人”身份更多体现于文化实践而非血缘：
儒家教育的坚守：其家族在吐蕃统治下仍保持儒学传统，张议潮自幼研习《春秋》《汉书》，墓志铭称其“通经术，善兵法”，这种文化教育强化了汉文化认同。
宗教信仰的杂糅：他既尊崇佛教（兴建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又保留道教元素（其兄张议潭名中“潭”字暗合道家符号），这种多元信仰恰是河西多民族文化的写照。
政治符号的构建：起义后，张议潮刻意强化“汉人”身份符号：
以“归义”为旗号，呼应唐朝“汉官威仪”；
使用年号“建康”（唐德宗年号）而非吐蕃纪年；
向唐廷进献《吐蕃制度论》，强调吐蕃统治的“蛮夷性”。
三、政治实践：超越民族的边疆治理
张议潮的统治实践突破了狭隘的民族框架：
军事联盟的多元性：其麾下“归义军”由汉、吐蕃、回鹘、羌等多民族组成，起义核心力量“吐蕃八部”实为被吐蕃征服的各族联军。
法律制度的融合：在《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等文献中，可见唐律与吐蕃习惯法并存，如“杀人偿命”与“赔命价”制度并行不悖。
经济互动的开放性：通过控制丝绸之路要道，归义军政权促进汉地丝绸与西域宝石的流通，其贸易网络覆盖突厥、回鹘、波斯等族群。
四、历史评价：从“汉人英雄”到“边疆枭雄”的嬗变
后世对张议潮的评价折射出民族观念的变迁：
唐宋正史的褒扬：《新唐书》《旧唐书》将其塑造为“恢复中华”的汉人英雄，强调其“驱逐蕃夷”的功绩。
近代学者的质疑：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张议潮实为“河西本土势力之代表”，其政权具有“胡化”特征。
当代研究的重构：敦煌学研究揭示，归义军政权本质是“多民族共享的权力结构”，张议潮的“汉人”身份是政治建构的产物，旨在争取唐廷支持。
五、当代启示：超越血缘的民族认同
张议潮案例为理解民族认同提供新视角：
文化认同的核心性：在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共同的文化记忆（如儒家经典、汉字书写）比血缘更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
政治实践的塑造力：张议潮通过“归义”叙事将多民族军队整合为政治共同体，证明民族认同可经由政治实践重构。
边疆治理的启示：归义军“因俗而治”的经验，为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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