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的政治风云中，有一位诗人以装疯为刃，在朱元璋的猜忌中杀出一条生路。他便是袁凯，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人。这位以《白燕》诗名动江南的文人，一生如惊涛中的扁舟，在皇权与文人间艰难求生，最终以“疯癫”为盾，换得善终。
一、仕途惊雷：监察御史的生死谏言
洪武三年（1370年），袁凯以举人身份被荐为监察御史。这个从七品官职，让他成为朱元璋近臣，也将其推入权力漩涡。他目睹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冒死进谏：“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朱元璋采纳其言，在都督府设讲经局，命武臣习《史记》《汉书》等典籍。此举看似保全武将，实则暗合朱元璋“以文制武”的统治策略。
真正的危机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命袁凯将死刑案卷送太子覆核，太子多所减免。当被问及“朕与太子孰是”时，袁凯答：“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这本是圆融之语，却触怒猜忌成性的朱元璋。史载朱元璋怒斥其“老滑持两端”，将其下狱。三日后虽释放，仍命其日日临朝，承受“持两端者”的嘲讽。
二、疯癫保命：竹筒中的生存智慧
为求活路，袁凯在金水桥畔上演装疯大戏。他仆地不起，任由御医用木匠钻扎身体，忍痛不动。归乡后，他铁索锁颈，自毁形骸。朱元璋派密探窥视，见其“匍匐取食炒面砂糖拌秽物”，方信其疯。这场行为艺术般的保命秀，实则暗含深意：炒面砂糖遇水凝结，状如排泄物，既骗过密探，又保全尊严。
袁凯的疯癫，是明初文人困境的缩影。朱元璋在位期间，因文字狱被杀者不计其数，官员上朝前需与家人诀别。袁凯以疯癫为甲，既是对皇权的无声抗议，也是文人风骨的扭曲延续。
三、诗名远播：《白燕》中的精神突围
在装疯岁月里，袁凯的诗名不降反升。元末杨维桢见其《白燕》诗，击节叹赏：“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此诗以白燕自喻，既显诗艺高超，又暗含遗世独立之志。全诗用典如盐溶水，柳絮、梨花等意象构建出清冷意境，尾联“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更以赵飞燕姐妹影射宫廷倾轧。
袁凯诗风承杜甫沉郁，又兼汉魏风骨。《京师得家书》中“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以白描手法写尽游子思乡之情，入选后世蒙学课本。这种于平凡中见真情的笔法，恰似其在乱世中的生存哲学——以隐忍藏锋芒，以淡泊守本心。
四、晚景余晖：从儒学教授到乡野遗老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袁凯被起用为华亭县学训导。此时的他，已将生死看淡。永乐二年（1404年），他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唱和《一览楼诗》，诗中“天外孤帆映落晖”之句，似是对一生漂泊的注解。他晚年居所题为“南村草堂”，以小楷书写的同名记文，字里行间尽显归隐之志。
袁凯终以寿终，得享高龄。其墓前崇祯年间所建白燕庵，楹联“春风燕子依然入，大海鳗鱼不可寻”，道尽世事沧桑。后世文人路过其墓，或叹其诗才，或悲其遭遇，而袁凯早已在《对菊大醉》中写下谶语：“老夫爱此黄金花，千古高风属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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