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之际，东吴孙权趁机派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三郡。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三国格局，更因孙权下令斩杀关羽而引发后世争议。从战略安全、权力博弈到政治符号的摧毁，孙权杀关羽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一、战略安全：荆州水军与长江防线的致命威胁
荆州是长江防线的咽喉要地。孙权占据的江东地区虽依托长江天险，但荆州作为长江中游的关键节点，一旦被敌方控制，北方政权可沿汉水南下直逼江东。曹操曾通过荆州水路推进，迫使孙权在赤壁之战中背水一战。孙权深知，若关羽的荆州水军与刘备的益州势力联合，东吴将面临“上下游夹击”的灭顶之灾。
关羽治下的荆州水军堪称三国最强水上力量。他不仅精通陆战（如斩颜良、诛庞德），更以水战见长。赤壁之战中，关羽率水军护送刘备败退江夏；襄樊之战时，他利用汉水泛滥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若关羽存活，其水军可随时顺江而下直捣建业（今南京），而东吴水军虽强，却难以同时应对曹魏与蜀汉的双重压力。孙权曾评价：“关羽熊虎之将，不可不防。”吕蒙临终前亦强调：“关羽在，东吴永无宁日。”
二、权力博弈：破局孙刘联盟的投名状
孙权杀关羽的直接导火索是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赤壁之战后，孙权为抗曹曾将南郡借予刘备，但刘备占据益州后拒不归还荆州，仅以长沙、桂阳二郡敷衍。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派吕蒙夺回三郡，双方划湘水为界，但矛盾已深。关羽北伐时，孙权意识到：若蜀汉吞并曹魏，东吴必成下一个目标；若曹魏消灭蜀汉，东吴亦难独存。此时，联魏伐蜀成为唯一出路。
杀关羽是孙权向曹魏递交的“投名状”。他将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曹操以诸侯礼厚葬，既嫁祸曹魏以转移矛盾，又向曹丕表明彻底决裂刘备的立场。这一举动为东吴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曹丕称帝后，孙权迅速称臣，避免了两线作战；夷陵之战时，曹丕拒绝攻吴，使陆逊得以集中兵力击败刘备。若留关羽性命，孙权既无法与曹魏和解，又可能激化蜀汉复仇，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三、政治符号：摧毁蜀汉精神图腾的必然
关羽不仅是军事将领，更是蜀汉政权的“精神图腾”。他以“忠义”闻名，被后世尊为“武圣”，与孔子并列。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旗号，而关羽的威望与象征意义远超其军事价值。杀关羽等于摧毁蜀汉的道德制高点，动摇其合法性根基。
从个人恩怨看，关羽曾三次羞辱孙权：
拒婚辱使：孙权派使者提亲，欲以子女联姻稳固联盟，关羽却怒斥“虎女焉能嫁犬子”，突破外交底线；
辱骂援军：孙权承诺派兵支援襄樊，却因内部矛盾延迟，关羽怒骂“貉子”（对江东人的蔑称）；
夺粮湘关：关羽军粮不足，直接抢夺孙权囤积的湘关粮草，彻底激化矛盾。
这些事件使东吴文武对关羽恨之入骨。陆逊曾言：“关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杀关羽既是泄愤，更是向蜀汉宣示：东吴绝不容忍任何挑衅。
四、历史局限：孙权的“短视”与必然选择
后世常批评孙权“战略短视”，认为杀关羽加速了蜀汉衰亡，最终导致三国归晋。但从孙权的视角看，这一决策具有合理性：
北伐无望：孙权曾多次北伐合肥，均以失败告终。215年逍遥津之战，张辽以八百兵破十万吴军，孙权险些被俘。此后，东吴转向防御，荆州成为唯一扩张方向；
内部矛盾：东吴政权依赖江东士族，若留关羽性命，士族必要求与蜀汉和谈，导致权力分裂；
吕蒙之死：吕蒙偷袭荆州后不久病逝，东吴再无能抗衡关羽的将领。若放虎归山，未来必遭反噬。
孙权曾对陆逊感叹：“若鲁肃在，必劝吾联刘抗曹；今时不同，只能自保。”在三国博弈中，他选择了最现实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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