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当晋军战船突破东吴江防铁锁直抵建业（今江苏南京）时，这场持续六十年的三国纷争终于画下句点。这场由司马氏主导的统一战争，不仅终结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更以水陆并进的军事智慧与政治权谋的巅峰博弈，在中国历史上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统一进程：司马氏的“三步走”战略
司马氏家族的统一之路始于对曹魏政权的渗透。自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后，司马氏通过三代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苦心经营，逐步掌控魏国军政大权。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分路攻蜀，邓艾率军偷渡阴平奇袭成都，迫使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此役不仅打破三国鼎立格局，更让司马氏获得“灭国之功”，为篡魏铺平道路。
两年后（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此时北方已完全统一，但东吴仍据有长江中下游及岭南地区。为彻底终结分裂，司马炎采取“先稳后攻”策略：一方面通过屯田积粮、训练水军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利用东吴内部矛盾，分化其统治集团。279年，晋武帝认为时机成熟，调集二十万大军分六路沿长江全线进攻，其中王濬率领的水军从巴蜀顺江而下，成为破局关键。
二、决战长江：水陆并进的军事奇迹
晋灭吴之战的胜利，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东吴依托长江天险，在江面横置铁锁、沉船设防，企图阻挡晋军东进。然而晋军早有准备：王濬水军建造大型楼船，船头装设长矛破锁，船身覆盖牛皮防箭，一路势如破竹；杜预率领的陆军则从江陵、武昌分路推进，切断东吴陆上联系。当王濬船队抵达建业时，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反绑双手、拉着棺木向晋军投降。
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得益于晋军精妙的战术配合，更源于司马炎对全局的精准把控。他提前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允许其长期经营水军；又命杜预统筹陆路进攻，形成水陆夹击之势。这种“多路协同、重点突破”的作战模式，为后世用兵长江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历史回响：统一背后的深层逻辑
三国归晋的完成，本质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实力的综合较量。司马氏通过“禅让”形式完成政权更替，既保留了曹魏的中央集权制度，又吸收了蜀汉、东吴的人才与技术。例如，晋朝继承蜀汉的屯田制，在北方推广“占田制”，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同时吸纳东吴的水军技术，组建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然而，这场统一并未带来长治久安。西晋建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宗室争权导致“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南下，最终引发“永嘉之乱”（311年）。这场分裂持续至589年隋朝统一，历时近三百年。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国归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完成的大一统，其军事战略、政治智慧与文化融合，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文化印记：从历史到艺术的永恒传承
三国归晋的故事，早已超越历史本身，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以凝练笔触勾勒出晋军东进的壮阔场景；罗贯中《三国演义》更以“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为结尾，将这段历史升华为“分久必合”的哲学命题。1998年中国发行的《三国演义》特种邮票中，第四枚“三分归晋”便选取了孙皓投降的经典画面，成为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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