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起于乱世

　　1

　　公元182年，东汉帝国在西方羌族之乱和三次党锢之祸的纷乱中风雨飘摇，连年来各地反叛此起彼伏，今年却破天荒的相安无事。汉灵帝和他的十常侍，继续躺在声色犬马的西园当中作威作福，孜孜不倦的追求着淫乐，却对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视若无睹。

　　平定羌患耗尽了物力财力，党锢之祸又让国家的有识之士离心离德，朝廷卖官鬻爵腐败不堪，看似强大的集权统治，此时即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走投无路的流民、势力强大的豪强大族、居心叵测的军阀，还有虎视眈眈的边地异族，都在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

　　这一年，28岁的议郎曹操触摸到了帝国腐朽的真相，屡谏无果之后选择了缄口不言;28岁的孙坚因为讨贼有功，多次调任地方县丞，仕途正蒸蒸日上;23岁的刘备大约完成了卢植的学业，或许回到涿县谋了个差事，继续当他的地头蛇。而名门之后的袁绍和袁术，一个在洛阳广交豪杰，一个则整日飞鹰走狗。

　　这些日后左右天下的群雄，此时还都没有开启自己的霸业，而有一位仁兄却已经被派往乌桓、鲜卑环伺的幽州，从此踏上北抗夷狄、南争河朔的戎马生涯。这个人，就是公孙瓒。

　　提起公孙瓒，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刘备的师兄、赵云的旧主。在《三国演义》中，公孙瓒最有名的一次亮相就是“界桥之战”，此战他败得十分狼狈，如果不是赵云和刘关张即时出手相助，恐怕就要提前领盒饭了。

　　公孙瓒

　　此后借赵云之口，作者罗贯中又指出公孙瓒并非明主，因此公孙瓒给大多数人的印象，不过就是刘备的一个陪衬。然而，历史中的公孙瓒，可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公元182年，公孙瓒以孝廉被派往辽东属国担任长史。辽东属国相当于今天的某某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化管理的行政区划和体制，长官一般被称为“都尉”。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辽东属国没有都尉，所以身为长史的公孙瓒自然就成了这的一把手。当时的幽州内外遍布乌桓、鲜卑的势力，面对两个加起来拥有十万骑兵的部族，东汉朝廷不可能不委任一人专门负责，这就是东汉的护乌桓校尉。

　　然而，自从5年前讨伐乌桓、鲜卑大败之后，领兵的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护乌桓校尉夏育全部被削职为民，从此朝廷便再没设立过这三个职位。但鲜卑此后却连年入寇，直到182年戛然而止。

　　根据史料推测，朝廷约在这一年派人担任新的幽州刺史，这就是刘虞。在刘虞治理幽州的两年当中，因为采用了良好的怀柔政策，鲜卑和乌桓从未作乱。但是，这多多少少也有公孙瓒的功劳。

　　在一次塞外的遭遇战中，公孙瓒以数十名巡逻骑兵，击败了鲜卑骑兵数百人。他本人一马当先，手舞一根双头矛，直接杀入敌军之中，史称“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虽说毕竟是沾了刘虞的光，但通过此事也足以看出公孙瓒的勇猛。这两个命中注定的伙伴与宿敌，想必此时已经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命中的宿敌

　　2

　　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刘虞被调往乱军最活跃的冀州担任甘陵相，稳定当地的局势，幽州再一次成了无主之地。大约是刘虞的声望所致，这一年幽州相安无事。然而，帝国的审判日已经降临，以黄巾之乱为开端的全国大规模反叛拉开了序幕。

　　就在当年，西方的湟中义从聚众反叛。公元185年，朝廷征调乌桓突骑三千人，协助车骑将军张温前往讨伐湟中义从，而直接负责此事的正是公孙瓒。原本事情进行的很顺利，没想到中途因为军饷发放延期，乌桓人竟然一哄而散。

　　史书上描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有“牢禀逋悬，皆叛还本国”这几个字，然而背后的曲折想必也绝不简单。由于这件事，原本已经内附东汉的乌桓人，和帝国产生了很深的隔阂。

　　在幽州的渔阳郡，两位帝国曾经的郡守——张纯和张举瞅准了时机，利用这次事件为导火索，煽动乌桓诸部起兵十万造反。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散发檄文到各州各郡，声称将要代汉自立，要求灵帝退位，敕令公卿奉迎。

　　乱军所到之处大杀四方，自幽州向南一路席卷冀州、青州、徐州，甚至一度和再次反叛的青徐黄巾形成联协之势，让千疮百孔的东汉王朝更加雪上加霜。

　　在讨伐叛军的过程中，公孙瓒无疑成了幽州唯一的救星，他屡次和叛军作战，多有功劳，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终是杯水车薪。危急关头，朝廷再度调回刘虞担任幽州牧。

　　刘虞到任之后，马上施展怀柔措施，一方面解散各地屯兵，只留公孙瓒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紧盯张纯、张举。另一方面，他又写信给乌桓人善加抚慰。乌桓人见刘虞回来了，立刻罢兵，于是张纯、张举马上成了瓮中之鳖。

　　刘虞于是悬赏二人的首级，吓得他们率残部出逃。此时公孙瓒立即率兵追击，大破叛军于石门山，后又追击至辽西管子城，反被叛军包围，对峙二百余日后各自罢兵。张举最后不知所终，张纯则与公元189年被部下所杀，叛乱终于彻底平息。刘虞因功被封为太尉，公孙瓒因功被封为降虏校尉、都亭侯，兼领辽东属国长史。

　　在与胡虏作战的五六年里，公孙瓒表现出的勇猛令人十分惊讶。史称“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他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扩张，组建了著名的骑射天团“白马义从”，名震塞外。

　　刘虞

　　乌桓和鲜卑人对他又恨又怕，常常把他的画像当做箭靶，有人射中就高呼“万岁”，但是一旦在战场上看见他的白马，却又“莫敢抗犯”，足见当时公孙瓒的强大已经深入胡虏的骨髓。

　　然而在声威远播的同时，公孙瓒的个性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的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而且聪明过人，胸怀大志。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从一个小吏得到太守的垂青，从而被推荐给卢植当学生。

　　或许是血腥的征战生涯让公孙瓒变得冷酷自私，对平民毫不体恤，常常纵兵劫掠。同时，对于刘虞平定乌桓的功绩，他也十分嫉妒，甚至为了阻挠刘虞立功，他还暗杀过前来投诚的乌桓使者。

　　这样的所作所为，让身为长官的刘虞看到了公孙瓒包藏的野心，只是他正忙着抚恤战后的幽州，无论精力还是实力，都不足以制裁公孙瓒。然而历史的浪潮不会停止，他们终将被卷入群雄逐鹿的旋涡，在有生之年决一雌雄。

　　争霸之路 避无可避

　　3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因为刘虞的声望加封他为大司马。翌年，反董卓联盟成立，诸侯公推袁绍为盟主。当时的袁绍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兵马，只是凭着和董卓刀剑相向的“壮举”而闻名遐迩，加上四世三公的显赫家世，作为反对董卓的旗帜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扒光这些光鲜的外衣，袁绍也不过就是个刚刚上任的渤海太守，一个不大成熟的愣头青。

　　志得意满的袁绍

　　反董卓联盟，不仅要解决打倒董卓的问题，还要解决打倒董卓之后，如何治理朝廷的问题。袁绍不愧是名门之后，他虽然在指挥上畏首畏尾，但在政治上却还算敏锐，而且也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拥立年长的刘虞为新帝。

　　他写信征求袁术的意见，却被袁术托辞公义而反对。对此袁绍倒也洒脱，他早就和袁术不和，这次索性乾纲独断，直接写信向刘虞劝进，结果遭到了拒绝。

　　其实袁术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血统上来说，刘虞并不比在位的刘协更具合法性。而且，袁绍拥立刘虞，显然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渤海郡所属的冀州与幽州接壤，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中州”，昔日汉光武就是从这里统一天下。

　　东汉末年，冀州更是天下十三州当中最富庶的地方，冀州牧韩馥又是自己人。如果袁绍拥立刘虞成功，然后迁都到冀州的邺城，那么他自然就成了平定天下的首功。

　　如此一来，还有袁术什么事?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在位，再加上自己最讨厌的哥哥辅佐，袁术的皇帝梦还能实现么?总之，两大“群主”彼此猜忌、明争暗斗，诸侯也各怀鬼胎，最终导致反董联盟丧失了统一的政治目标，不到一年就宣布解散。从此开始，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成了诸侯争霸的竞技场。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公孙瓒又是如何选择呢?

　　公元190年，董卓为了躲避联军锋芒，烧毁洛阳而迁都长安。天子刘协十分惶恐，恰好刘虞之子刘和在朝中任职，于是刘协派他向刘虞求救。万万没想到，刘和在绕道南阳的时候碰上了袁术。袁术似乎也想把刘虞这块金字招牌握在手里，他将刘和留在府中，许诺将和刘虞一起出兵勤王，然后派自己的亲信前去幽州告知此事。

　　袁术

　　刘虞听说后没有亲自出马，只是派遣数千骑兵前往——心浮气躁的袁术，哪里比得上老成练达的刘虞?然而这个消息传到公孙瓒那，他十分担心刘虞和袁术联合，于是以袁术居心叵测为由劝阻刘虞不要出兵，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

　　不过，聪明的公孙瓒决定利用袁术和刘虞之间的不信任，他派遣弟弟公孙越亲自南下，劝袁术扣押刘和以及刘虞的军队，和自己结盟。大概是为了在北方布局节制袁绍的发展，袁术居然同意了。从此，公孙瓒和刘虞的嫌隙日渐加深，然而刘虞慑于公孙瓒的军力，依然隐忍不发。

　　当公孙瓒介入群雄逐鹿的时候，袁绍也没闲着。眼见无法拥立刘虞扩大政治影响，袁绍便图谋拓展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富庶的冀州自然成了他的首选。

　　当时的冀州牧韩馥似乎是袁氏的门生，与袁绍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友好关系。然而韩馥懦弱无能，首鼠两端，这就给袁绍制造了机会。

　　袁绍首先给公孙瓒写信，邀请他一同分割冀州。韩馥听说公孙瓒要来，马上吓得六神无主，于是袁绍又不失时机的派人劝韩馥“让贤”。在这一连串的威逼利诱之下，袁绍终于如愿以偿的入主冀州。不过这样一来，他也必须面对当时北方军力最强大的公孙瓒了。

　　在《三国演义》当中，罗贯中描写公孙瓒派公孙越向袁绍讨要冀州，却遭到袁绍暗杀，这才引出了“界桥之战”。这个情节设计得十分巧妙，不过历史上的公孙越此时尚在袁术麾下，他是在随同袁术的一次作战中阵亡的，而敌人正是袁绍派遣的豫州刺史周昂。

　　当时袁绍是想在中原遏制袁术，没想到却牵动了河北的战局。公孙瓒闻讯大怒，声称：“余弟死，祸起于绍。”于是亲率大军兵临磐河，冀州郡县多有响应，形势对袁绍十分不利。

　　就在此时，一支意外杀到的大军给了袁绍喘息之机。公元191年十一月，青徐黄巾三十万入侵渤海郡，要与并州日渐活跃的黑山军联合。对于袁绍和公孙瓒而言，这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袁绍索性心生一计，将渤海郡送给了公孙瓒的弟弟公孙续，表面上向公孙瓒低头，实际也是把他们推到抵抗黄巾的第一线。

　　不过，所向披靡的公孙瓒似乎正期待着一场屠杀的盛宴，他在公孙续的协助下，亲率两万精兵，在东光南迎击黄巾军，一战大破之，斩首三万级。黄巾败走丹水准备渡河而逃，公孙瓒趁之半渡再次出击，黄巾死者数万，整个丹水都被染红。

　　此战公孙瓒俘虏男女七万人，缴获的车甲财物不可胜算，朝廷加封他为奋武将军、蓟侯，于是威名大振。此时的公孙瓒已经跨有幽、冀二州的部分领土，势力自北向南延伸到了青州、兖州的边界，于是以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分置郡守县令，声势达到了顶峰。

　　在日渐强大的背后，公孙瓒的争霸之路其实也潜藏着隐忧。三十万黄巾军，大部分还是走投无路的流民，是东汉帝国曾经的百姓。公孙瓒两战下来，恐怕杀死杀伤的数目已经达到了十万。如果说对胡虏的穷追猛打是因为国恨家仇，那么对黄巾的斩尽杀绝，又是因为什么?

　　此时的公孙瓒貌似强大，却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从塞外杀到河北，从胡虏杀到乱民，平日里欺压百姓，战场上嗜血成魔，这样的公孙瓒，注定也要接受天道的惩罚。就在他和黄巾缠斗的时候，袁绍和他麾下的名士豪杰们，也已经做好了决战的准备。

　　是非成败转头空

　　4

　　公元192年正月至三月间，公孙瓒上书朝廷列举袁绍十大罪状，率得胜之师兴兵问罪。两军会战于界桥(今河北邢台市威县城东)南二十里，史称“界桥之战”。公孙瓒一方以步兵三万为方阵，骑兵一万为左右翼，中军以白马义从为左右两校(一校约一千人)，浩浩荡荡向袁绍杀来。而此时的袁绍仅有步兵数万，唯一能依仗的救命稻草，就是来自凉州的大将麴义。

　　麴义

　　此人早年和羌人作战，熟知克制骑兵的战法，此战他率领八百步兵手执大盾立于一线，左右配置千张强弩，静候敌人的到来。

　　战事一开，公孙瓒先派骑兵全面出击，准备一举踏破麴义的防线。麴义不为所动，让士兵安静的伏在大盾后面，等到骑兵还有数十步远的时候，所有人同时起身，扬尘蔽日，大啸冲锋，两翼的千张强弩也雷鸣一般同时发射!公孙瓒的骑兵应弦而倒，死者上千，大将冀州刺史严纲当即阵亡，于是全军败退。麴义随后掩杀，一直追过界桥杀入公孙瓒的大营，将他的余部杀得四散奔逃。

　　袁绍随后率军追击，距离界桥十余里，眼见公孙瓒已破，于是下马解鞍，不复防备，左右只有强弩兵数十人和大戟士百余人。突然公孙瓒的两千离散骑兵杀到，将袁绍团团围住，弓矢如雨点一般射了过来。袁绍和田丰躲入残垣之中，坚守待援。直到麴义杀了回来，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界桥之战，是东汉末年各地诸侯争夺地盘明显化的第一次会战，也是步兵、弩兵配合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此战最终以袁绍的胜利告终，但公孙瓒也并未遭到致命的打击，从此河北进入了双雄争霸的阶段。这时公孙瓒麾下尚有赵云、刘备等人，但由于自身的倒行逆施，这些人才又很快离他而去，在和袁绍的战斗中也渐渐处于下风。

　　公元193年冬，刘虞再也无法忍受公孙瓒的所作所为，亲帅十万大军包围了公孙瓒所在的蓟县。然而，刘虞本人根本不会打仗，他爱惜老百姓的茅屋不肯烧毁，于是公孙瓒招募死士，趁着北风纵火焚烧刘虞的大营。

　　刘虞大败而逃，公孙瓒乘胜追击势如破竹，一路杀到居庸县，三日城破，生擒刘虞和他的家眷。恰逢李傕郭汜入主朝廷，派使者加封二人官职以示拉拢，于是公孙瓒胁迫朝廷使者，以“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的罪名将刘虞杀害，从此尽得幽州之地，进位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军事。

　　刘虞的末路

　　杀死刘虞之后，公孙瓒猛志益盛，开始营造自己的独立王国。当时流传着一首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认为这指的就是易河之畔、辽海之滨的易县，于是在此筑造了宏伟又恐怖的易京要塞。

　　这是一片由上千座高大碉堡组成的城塞，由外到内共有十圈一眼望不到头的壕沟。每一座碉堡的下面都有高达五六丈的土台，中央最高的土台高达十丈，那就是公孙瓒居住的地方。每一个碉堡里都驻守着士兵，如果要攻打公孙瓒居住的高楼，首先要突破外围十重的壕沟，还有数以千计的碉堡的狙击，当真是金汤之固，易守难攻。

　　然而，再坚固的城池，也无法守住崩塌的人心。自杀害刘虞之后，公孙瓒继续排挤士人，任用富户商贾，使得地方的共同体秩序土崩瓦解，加重了土地兼并;建造易京又大兴土木，使得被欺压被盘剥的老百姓更加不堪重负，终于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抗!

　　公元195年，刘虞之子刘和逃到了袁绍那里，刘虞旧部鲜于辅举起义旗，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召集胡汉之兵数万人，于潞县(今河北省三河县西南城子村)之北大破渔阳太守邹丹，斩首数千。乌桓峭王苏仆延也联合族人和鲜卑共七千余骑兵，随同鲜于辅迎接刘和北上。

　　于是袁绍命麴义和刘和同行，与鲜于辅合兵十万，于鲍丘河畔大破公孙瓒军，斩首二万余。经此一战，公孙瓒元气大伤，只能退守易县。

　　此时天降旱灾、蝗灾，谷价飞涨，人民相食，幽州各地揭竿而起，公孙瓒大为恐慌，与姬妾藏身于易京高楼之中，筑大铁门，男子七岁以上皆不得入，一切文书都让人放在桶里，用绳子拉上去，并训练嗓门大的女子传令，从此与部下几乎断绝往来。

　　他在城中积粮三百万斛(23-45万吨之间)，自我安慰说：

　　“

　　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

　　公孙瓒的这番话里，带着对失败的不甘，带着对未来的侥幸，还带着对记忆中光辉与荣耀的留恋。当然，也许他也明白，真正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公元199年冬季，袁绍亲帅大军围攻易京。公元200年春，公孙瓒突围中伏，败入城中闭门不出，袁绍军凿通地道，打入中央高台之下，一边挖开土基，一边嵌入木桩。等到挖了一半，一把火烧毁木桩，高台随即坍塌。

　　公孙瓒自知必败，于是把自己的所有家眷全部杀光，然后引火自焚。他的首级被袁军砍下，后来被送到了许都。历经8年大战，袁绍终于消灭公孙瓒，成为了河北霸主。不过，就在公孙瓒败亡的当年十月，袁绍也在官渡之战中大败，河北霸主的宝座还没坐稳，便拱手让人了。

　　公孙瓒的初心

　　5

　　纵观公孙瓒的一生，无疑是血腥的一生。他虽然曾经受教于大儒卢植，也是顽强对抗胡虏的功臣，但在后来平定张纯张举的行动中不顾大局，不惜杀害乌桓使者破坏刘虞的怀柔政策，其图谋无疑是为了撇开刘虞，割据自立。

　　这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中，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公孙瓒不恤民力，大兴土木，贬抑士族，滥杀居功，这在当时的群雄当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骇人听闻的。

　　桃李满天下的大儒卢植

　　后世评价常将公孙瓒与袁术相提并论，依我看，公孙瓒的残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历史上的公孙瓒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暴虐的诸侯，我们不妨看看他年轻时的经历，或许能有新的感知。

　　在来到辽东属国以前，刚刚结束卢植的学业之后，公孙瓒曾经回到家乡辽西郡当门下书佐。当时，新任的太守因事获罪前往洛阳，公孙瓒身为吏员一路侍奉左右，不离不弃。

　　属官忠于郡守，这在当时是一种被提倡的忠义之节，与私人感情倒没太大关系。等到廷尉判决太守发配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广治省东河市)，公孙瓒居然也毫不退缩，带上米肉，来到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向祖先慷慨辞别：

　　他在城中积粮三百万斛(23-45万吨之间)，自我安慰说：

　　“

　　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

　　”

　　对于一个交情不深的新任太守，公孙瓒居然能做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在当时感动了身边的很多人。他也因此被举为孝廉，来到了辽东属国，开启了他轰轰烈烈的征战生涯。

　　若说是为了举孝廉而作秀，又有几人愿意把自己送到危险的北方边陲呢?唯有如此性情中人，才能忠肝义胆生死相随，才能满腔热血戍边报国，才能舍生忘死对胡虏穷追不舍，才能屡次以身犯险最后绝地求生。纵观三国各大诸侯，有几人如此赤胆丹心，率性而为?

　　但恰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最终居然畸变成了杀人狂魔，这背后的故事，恐怕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就能解释的。

　　《后汉书》中有“瓒志埽灭乌桓”之句，显然，公孙瓒最初是把自己的前途和理想，都寄托在了为朝廷讨伐胡虏之上。然而，当公孙瓒和乌桓苦苦作战的时候，朝廷最关注的却是西方造反的湟中义从。东汉没有余力像支持段颎那样，支持公孙瓒平定北方——这也正是刘虞被两次委任采取怀柔政策的原因。

　　当公孙瓒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只要他还想建功立业，就必须踏入腥风血雨的群雄争霸当中。就像曹操联合诸侯讨董、刘备鞭打督邮一样，这不仅是公孙瓒一个人的选择，也是当时所有有志于天下者的共同选择。

　　当公孙瓒作为军阀要割据自立的时候，他就不可避免的要和“忠君爱国”的士大夫阶层对立。东汉末年，士族通过舆论高地掌握了国家实权，虽然几经党锢之祸，但他们的抬头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国家秩序崩塌的局面下，士族具备的道德影响和治世吏能，甚至他们的家族和门生势力，能够左右国家的时局。

　　公孙瓒杀刘虞，就像曹操杀边让、袁绍杀臧洪、刘备杀张裕、孙权杀盛宪一样，必然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刘虞不仅是名士，更是东汉宗亲、幽州的救星。杀了一个刘虞，既是杀了宗室伤害刘姓枝叶，又是杀了贤臣破坏政治经济秩序，更是杀了名士让自己背上害贤的骂名。

　　不过即便如此，好歹公孙瓒是借着天子使者的名义杀的，表面上还没有破坏朝廷的法统，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奈何公孙瓒自己就是个暴君，他没有三国君主那样伟大的抱负，心里想的只有建功立业，再加上袁绍借题发挥，内忧外患，国本动摇，这才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

　　杀士族而灭于士族，公孙瓒的命运，宛如三国命运的缩影。从这个角度说，公孙瓒的历史角色，倒和曹操、刘备、孙权是一样的，然而他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为缺少这三人身上的权谋和仁恕。但也正因如此，公孙瓒不像那三个人那么复杂，反而简单的像个孩子。

　　若是比照古人，他与霸王项羽颇有相似之处。他所说的“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和项羽说的“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何其相似?他为了自己心中的执念，撕碎了乱世中虚伪的曙光，将世道重重的打入地狱，却也在黑暗中迷失了自我。如果当时东汉还有实力讨伐乌桓、鲜卑的话，公孙瓒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段颎，也未必会酿成后来的悲剧。

　　正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说：“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

　　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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