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时，太子太傅石奋年薪是二千石(读担，量词)小米。他有四个儿子，都担任俸禄二千石的官职，父子五人合计俸禄一万石，这种情况是空前的。景帝特地送给石奋一块匾向他家表示祝贺，匾上写着“万石君”。
石奋奉行儒家的礼仪制度，全家人相处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门庭兴旺，当时的人都很仰慕他们。
他们的日常行为循规蹈矩。万石君(即石奋)的儿子和孙儿，哪怕还是个基层的小官吏，有时回家看望老人，作长辈的也要穿上礼服接待，只称儿孙们的官号而不叫名字。他们认为既然作官就是皇帝的人、国家的官员，尊重他们(当官的儿孙) 就是尊重国家和朝廷。
儿孙们有了过错，万石君从不大声斥责，一个人静静地在饭桌边坐着，不吃饭也不喝酒，像是在反省什么。这样一来儿孙们都很不安，主动地相互批评，把是非澄清了，再请老祖母或者母亲出面，向万石君认错赔礼，表示决心改正。老人家这才变得高兴起来。
石家人平时生活很严肃，凡是已经成年的儿孙，平时家居要戴好礼帽，光头露顶是粗野的行为。大家从小习惯了，都能自觉地遵守家法、家规和长辈的教导，个个文质彬彬，成为社会的楷模。
汉景帝死后，汉武帝继位，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努力提倡孔子的儒家思想，号召百姓遵从“三纲五常”和“孝悌忠信”。赵绾和王臧两位儒生，一个担任御史大夫，一个是郎中令，积极地推行儒家礼制，社会风气渐渐打开了。
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汉武帝的祖母，她对万石君的家风早有所闻。她很欣赏万石君实实在在身体力行，样样合乎礼节，认为这才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向皇帝建议，叫石奋的长子石建作郎中令;小儿子石庆作内史。把他们调入皇室宫廷，起表率作用。
石建当了高官后，每次回家都找仆役把父亲的衣服取来，亲自洗涤晒干，然后交还给仆人，表示尽到人子的责任。
石建个性一向谨慎小心，在皇帝身边工作尤其注意言行礼仪。有意见从不在公开场合说话，但背后对皇帝不迎合讨好，据理力争，汉武帝十分赞赏这一点。不过他有时太拘谨了，使人觉得迂腐可笑，猜他是不是为了保住官禄才那样诚惶诚恐。如有一回上奏章被退回，石建审读时，发现自己写“马”字少了一点，他很紧张的嘀咕：“太可怕了，马字有四点，连同曲尾，共五只脚，怎么弄丢一只呢?该死该死，不好向天子交待呀!”可见得他对自己的错误是相当在意的。
至于小儿子石庆，曾经有一次不小心喝醉了酒，坐车回家，到了村庄的大门边没下车，直接进入家门。万石君看到了，不吃不喝。石庆赶紧把上衣脱掉，光着背脊请罪，但父亲不理睬他。直到一家人都来道歉，老人家才说：“石庆当了内史，官大身份高，车子进出时乡亲们都要闪避;内史趾高气昂派头十足，是应该的吗?”连挖苦带责备，石庆不断叩头赔罪，从此再也不敢了。
他曾为汉武帝驾车。某次外出，皇帝不经心地问道：“今天拉车用了几匹马?”石庆经常赶车，当然心中有数，不必考虑也能回答出来的：大驾八匹，法驾六匹，小驾四匹。平常外出用法驾，只有六匹马。可石庆不放心怕出错，立刻用鞭子点数：一匹、 两匹、三匹……数完了才向皇帝报告：“六匹。”据说石庆还是兄弟中比较随便的人，所以其他人的谨慎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朝廷的提倡，当时儒家学说和伦理道德作风很快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像万石君这样恭谨守礼的人便逐渐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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