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
起因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吞并小亚细亚，该地区的希腊城邦被迫向居鲁士称臣纳贡。
公元前500年以米利都为首的爱奥尼亚诸城邦发动起义。首义之城米利都向斯巴达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同意出兵，斯巴达却拒绝了米利都人的要求。雅典当时并不了解波斯帝国的情况，对西亚形势的变化所知甚少，只因米利都代表在雅典大讲波斯的富裕与波斯人的不堪一击而受到诱惑，再加上雅典人与米利都人有同族人的情感，于是派出20艘三列桨舰前往小亚援助。埃列特里亚出兵则因为米利都曾军援过它，此次是为了回报，象征性地派出5条战舰。
公元前499年，起义军被波斯军击溃，雅典等援军见势不妙，迅速脱离战场，返回本国，丢下起义者孤军奋战。面对波斯重兵，小亚起义各邦组建起一支353艘三列桨舰的联合舰队，坚持了5年战争，终被波斯军各个击破。
公元前494年，波斯重新统治小亚细亚诸邦，但是波斯对于雅典的介入怀恨在心。
因此，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波斯对小亚希腊人的压迫以及因此引起的反抗和雅典等邦的干预，较深层的原因在于波斯统治者拓疆辟土的野心。
过程
希波战争从公元前492年开始，公元前449年止，大体分作两个阶段：前期(至公元前479年)为波斯的进攻阶段，后期(公元前479年以后)为希腊人的反攻和相持的阶段。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军水陆并进，杀向希腊，中途遭受风暴袭击。陆军在征服马其顿后受色雷斯人打击，损失惨重，因而退兵。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在雅典流亡僭主希庇亚斯引导下，以大将阿尔弗塔涅斯为指挥官，乘舰600艘，取海路二度侵略希腊。先破埃列特里亚，将居民尽数掳往波斯，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获悉波斯军登陆后，倾全部重装步兵1万人和少量轻装步兵开往马拉松迎战。同时，派出使者向军事强国斯巴达求援。斯巴达虽应允援助，但因刻板的习惯，必须月圆时方可发兵。雅典只得到邻近小邦普拉提亚1千重装步兵的协助，便首先发起攻击。主帅米尔提泰加厚方阵两翼的厚度，意在重点打击敌方两翼，以局部优势克服人数上的劣势。双方激烈肉搏了很长时间，波军突破对方中央，两翼却被敌击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在两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夹击中路敌军，迫敌大败而逃。是役雅典军阵亡192人，波军亡6400人。大流士一世发动的第二次入侵又告失败。
雅典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希腊人的斗争，原先已向波斯表示臣服的许多城邦鼓起了抗战的勇气。当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时，31个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10余万将士、400艘战艘的多国部队，严阵以待。
波斯军由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总数约50万。首战发生在进入中希腊的隘口铁尔摩披莱(又译作温泉关)。希腊守军仅7200人，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统帅，血战两日，未让敌人前进一步。但波军得一彼奥提亚农民引路，迂回到希腊守军侧后，迫使大部联军撤退。坚持踞守的只有李奥尼达和300斯巴达战士以及1100名底比斯人和特斯皮亚人，结果包括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几乎全部战死。
突破温泉关后，波斯人长驱直入中希腊。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说服雅典人撤出城市，3万丁壮登上战艘，家属避往邻邦。联军陆军撤至科林斯地峡，试图扼守进入南希腊的通道;海军集结在阿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斯湾，被迫同波斯海军展开古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死决战。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波斯海军统帅阵亡，加之士卒出自不同民族，语言不通，号令不齐，大批舰只在狭窄的海湾中难以调动，渐渐在以雅典海军为主的多国舰队反复打击下处于劣势，最终退出海湾。希腊人以损失40舰的代价取得歼敌舰200艘的战绩。在附近观战的薛西斯见大势已去，恐希腊人乘胜直捣赫伦斯滂，断其退路，遂留下部分军马，仓惶返回亚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联军11万与波军15万在中希腊普拉提亚展开陆上会战，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毙敌统帅，致使波军阵势崩溃，伤亡达10万之多，被彻底赶出欧洲。在陆战开始时，希腊海军远渡爱琴海，向停泊在小亚的波斯海军残部发起攻击，在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歼敌舰队。自此，希腊军从防御转入进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公元前478年，斯巴达因战火远离家园，历史上又和小亚细亚没有密切联系，同时怕将领长期在外，易染上与斯巴达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腐化作风，便退出战争，把领导权让于雅典。
同年冬，主张继续作战的小亚、爱琴海岛屿、色雷斯沿岸诸邦代表与雅典代表会聚提洛岛，正式结盟，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各有一票表决权。但由于雅典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掌握盟军指挥权，实际控制了同盟。为了共同利益，同盟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设立共同金库，入盟各邦依本邦岁入的多少以及承担同盟义务的大小交纳盟金。不愿出军舰的城邦应纳附加捐款。各邦所交盟金总额460塔兰特，由司库官(雅典人)保管。动用盟金需经同盟大会批准。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舰队在雅典将军客蒙率领下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据点埃昂，展开了新同盟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随后双方角逐爱琴海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454年，盟军海军在尼罗河口损失军舰200余艘，提洛岛暴露在波军威胁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本国卫城。在此期间，一些城邦试图退出同盟;遭到雅典镇压。同盟至此成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盟金转变为雅典的财政收入。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协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希腊城邦独立，即承认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足埃及事务。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因此这次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战争实际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原因和意义
希腊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希腊人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波斯军的大多数是被征服、被压迫民族，因胁迫或雇佣而参战，故作战消极。希腊军在士气上胜过波斯军。另外，在几次大会战中，希腊将领在指挥、布阵方面具有优势，希腊士兵的重武装较波斯军的轻装更适于集团肉搏战。波斯军劳师远征，天时多次不顺，后勤供应困难。总之，波斯的失败有着必然性和偶然性。
希波战争对波斯帝国来说是衰落的转折点，从此帝国失去了扩张能力。但战争为希腊一些城邦创造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资金、劳动力来源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政治关系。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从一个屡受斯巴达干涉的二等国家发展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最多时达200多个。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广泛在海军服役，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定，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对寡头制和贵族制以沉重打击。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改革
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无论是提洛同盟成员还是非提洛同盟的城邦，都有许多摆脱了本国的贵族统治，建立起民主政府，如影响较大的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确立民主制之后，雅典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移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公民大会通过，剥夺了贵族会议的参政职能，只给这个曾经权倾雅典的机构保留了个别司法权力。至此，雅典三个民主机构，即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完全摆脱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会议的制约，独立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伯利克里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此职多年。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更加完善。虽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未正式废除，但实际已失去意义。历史上把雅典的这一时期称作“伯利克里时代”。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曾对民主制度做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头角，优于他人弃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这段话中的“一切人”当然只是指公民集体的成员，而非其他社员成员，民主对后部分人始终是一种压迫。但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条件下，雅典等希腊城邦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了社会上相当多的成员，而不问其出身、门第和财产所有权的多少，一切公职对所有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产生(将军职用举手表决)，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思想，这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创举。
在雅典民主机构中，凌驾一切的是公民大会。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大会由500人议事会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依部落分为10个主席团，通常每个主席团一年主持4次公民大会，主持的次序是由抽签决定的，而且4次公民大会的议程和基本议题是固定的。如第一次大会的头项议程一定是对现任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民意调查，就其去留问题实行表决。这意味着雅典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受10次任职审查，在每个主席团任期内均有可能被解职。公民大会在太阳升起后举行。年满20岁的守法公民均可参加。遇到难以决定的议题时要进行大会辩论，凡没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与会者都可上台发言。主席团根据辩论的情况最终把议案交大会表决。
500人议事会是大会的常设机构，除为大会准备议案外，10个主席团还轮流值班，处理日常重大事务。主席团还抽签选出一名主席，任职一天，负责召集会议和保管国玺及国库、档案库的钥匙，实际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民众法庭是第三个重要民主机构，成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通过抽签选举产生，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为了避免以权谋私，10个民众法庭分别由抽签决定，判决则由每庭的500名审判员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便再有权势的人物也无法干预法庭的审判。例如，在伯里克里担任首席将军的时代，他的好友菲迪亚斯曾受到民众法庭的审讯。伯利克里出庭为朋友作证，甚至在申诉时声泪俱下，但法庭仍判菲迪亚斯有罪。
雅典还有多达数百人的各级具体主管部门，每个单位由10人组成，通常自10部落抽签产生，如司库官、公卖官、城市监督、市场监督、港口监督等。其中10将军会议是最重要的机构，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个机构不仅具有军事职能，而且还有行政职能。执政官则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变成只是参与民众法庭审理活动和组织各种宗教、节庆、比赛活动的官员。
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民主政治为雅典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提供了尽情发挥的可能，使雅典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样板，产生出大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美术家、修辞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雅典民主政治虽较君主专制、贵族寡头制的基础宽大，但也只宽大至社会上一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之间。其目的在于把公民集合成一个在国内享有特权、在国外控制附属国的统治阶级。因而它在尽情发挥自己伟大历史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即奴隶和外邦人自由发展的能力。它还剥夺了本邦妇女参政的权利。所以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又是奴役和罪恶的渊薮。它给世界文明宝库带进无价之宝，又招致属国属民的怨恨。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局限。此外，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同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它只能在一个小邦范围内实行，而且直接民主很易滑入极端民主的泥淖。
起因
战争起因于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从而导致分别以两国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激烈对抗。早在希波战争期间，两国在联合抗波之中便存在着利益冲突。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更加引起斯巴达不安。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公开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后起的霸主雅典四处伸手，欲攫取对全希腊的霸权。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科林斯与位于希腊西部的科西拉邦发生争端。雅典认为这是插足西部的机会，因而兵援科西拉，击败科林斯，使原科林斯的殖民城邦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公元前432年，雅典出兵色雷斯沿岸的一个重要据点波提狄亚，要求驱逐科林斯派驻该地的人员，禁止波提狄亚退出提洛同盟。同年，雅典与邻近城邦墨加拉产生争执，封锁墨加拉港口。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视。在同年秋召开的伯罗奔尼同盟会议上，科林斯力主向雅典宣战。斯巴达作为盟主，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发动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放逐主战的领导人伯利克里，允许雅典盟邦独立，取消墨加拉禁令，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围困。雅典当然不能接受。战争旋即展开。
经过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27年之久，战火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31—421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战争”，这是战争的相持阶段。公元前415—413年为战争的转折阶段，雅典趋于劣势。公元前413—404年，斯巴达的进攻和全面胜利阶段。
过程
战争初期，雅典正值伯利克里当政，政治清明。在他建议之下，雅典取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因此斯巴达陆军顺利进逼雅典城下。雅典农民实行坚壁清野，居民转移到城中。雅典海军频频出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因居民过于密集，卫生状况恶化，引起瘟疫，约1/4的居民病亡，伯利克里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捱过瘟疫的恶梦后于公元前429年冬拿下波提狄亚，获开战以来第一次有较大意义的胜利。但斯巴达随后毁灭雅典忠实的盟邦普拉提亚，回敬了雅典。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美塞尼亚地区的一处叫作派罗斯的海角，建起要塞，成为插入斯巴达腹部的一把利刃。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因此骚动不安，动摇了斯巴达的统治。斯巴达急忙调兵遣将，企图赶走雅典驻军，但遭到失败，292名公民被俘，被迫向雅典求和。但雅典未予应允，战争继续下去。斯巴达驱兵北上，对雅典造船木材的产地和运粮船必经之地色雷斯沿岸实行一系列打击，颇为成功。双方在战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需要喘息，便于公元前421年缔结五十年休战条约。雅典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约在史书中又称“尼西阿斯和约”。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为西西里的财富所吸引，在政治蛊惑家亚西比德的煽动下，公民大会贸然议决远征西西里岛。远征军由136艘军舰、3万余人组成，亚西比德、尼西阿斯等三人为统帅。但远征军刚在西西里登陆，亚西比德的政敌便在国内控告他“亵渎神明”，派通讯船召他回国受审。亚西比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达，鼓动斯巴达趁机出兵，置雅典于死地。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苦战两年，虽一再得到国内增援的舰只和人员，但在斯巴达军、叙拉古军的联合打击以及主帅尼西阿斯的错误指挥之下，竟全军覆没，5万军人(包括同盟国的部队)几乎无一生还。
自此，雅典陷入被动，附属国叛离接踵而来，造成雅典兵源和财源的紧张。斯巴达改变过去的战术，派军长驻阿提卡，引起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在困难形势下，雅典国内局势动荡，贵族寡头派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正在爱琴海与斯巴达角逐的雅典海军闻讯，拒绝承认寡头政府，并迎回亚西比德担任统帅，夺回在东部战场的主动权。国内民主派受到鼓舞，一举推翻寡头政权，民主政体失而复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在羊河战役中歼灭雅典舰队，使雅典丧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属国几乎全部独立。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封锁雅典。在内外交困、粮草断绝的情况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拒绝了科林斯毁灭雅典的要求，为人类保留了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灿烂文化。但斯巴达迫使雅典同意解散提洛同盟，交出残余舰队，只保留12艘巡逻船。雅典同时需拆毁城墙，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让流亡的反民主的贵族返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结束。
性质与后果
这场战争的性质与希波战争截然不同，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雅典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较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尖锐复杂;另一方面由于雅典军在几次重大会战中指挥失误。就战争的后果而言，这场战争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各邦都在战争中加剧了本国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公民集体的团结，特别是战争灾难对各国小农经济予以沉重打击，造成小农的大量破产，而独立的小农经济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从此，希腊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均陷入经久不断的危机之中，这就为后起的国家统一希腊创造了条件。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历史的转折点。
城邦危机
危机的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希腊参战的城邦均相继陷入危机。危机的表现为邦际之间的战争频仍，霸权旋起旋仆，各邦丧失充分自卫能力，公民兵越来越明显地被雇佣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农经济无法经受战争和富人的挤压，大批破产。少部分人靠战争和牺牲小农的利益成为巨富。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乱之中再次流行。这一切虽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不是所有希腊城邦都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各邦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这预示一个统一的、能切实保护富有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政权即将在希腊出现。希腊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解体
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他们甚至串连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为只要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剥斯巴达人的心情。只是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才被遏止。然而，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斯巴达的稳定已一去不返了。
暂时复兴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的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通过为外邦统治者服务赚取报酬，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奴隶与公民人数的比例显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手工业、商业，雅典两家最大的奴隶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经济的进步使雅典在丧失了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相对稳定，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其危机主要表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多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谓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穷人对富人的剥削。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一部分奴隶主富人的意见，但这种理论上的批评并未导致实践上对民主制的颠覆。自从民主政治恢复直到公元前322年外来势力将它扼杀为止，过去习见的贵族与贫民的政体之争不复再现，民主体制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已为富人和穷人所普遍接受。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洗雪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底比斯的霸权
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斯巴达投入约11000同盟军，底比斯投入约6000本国公民兵，由将军埃帕米侬达率领。埃帕米侬达布下著名的“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军右翼，致使敌全线败逃。斯巴达国王克莱昂伯罗图斯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一些国家的民主派趁机推翻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一些国家退盟。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应原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邀请，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在指挥追击时被敌人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在和会上得到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与会城邦的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会。战后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肉体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在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实际上既找不到一支能左右邦际关系的力量，也找不到克服城邦内部危机的出路，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结束
面对马其顿的崛起，希腊诸邦有所警惕，以雅典为首，分成了反马其顿和亲马其顿两派。反马其顿主要以民主派的工商业奴隶主，以德摩斯梯尼为首，由于商业传统，该派不愿与马其顿为伍。亲马其顿派为城邦上层的奴隶主，由于城邦内部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因此上层奴隶主寄希望于马其顿国王腓力来改变城邦状况。、
前355年，“神圣战争”爆发，前350 年，德摩斯梯尼发表了反马其顿的演讲，前349年，马其顿占领了卡尔息狄斯半岛，雅典被迫议和。前348年，唯一阻挡马其顿南下的奥林托斯城邦被毁。前344年秋，帖撒利为马其顿所控制。前339年，腓力发动战争，再次进入希腊。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爆发，雅典——底比斯联军战败，希腊各邦实际上失去了独立。前337年，腓力组成了“希腊同盟”，控制了希腊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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