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一般都认为是个极端无趣的人，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收藏古物上，几乎再没有别的事能逗引起他的兴趣。但几百年来还是有一些关于他与和尚、妓女、商贾交往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先说他与妓女的一个故事。
项元汴年轻时常去南京游玩，喜欢上了秦淮河的一个漂亮歌妓。不久，项元汴要离开南京了，这歌妓握着他的手，嘤嘤地哭，一副非常舍不得的模样。项元汴回到嘉兴家中的一个月，也时常想起这个女子，于是花大价钱买入了一块沉香木，请工匠打造成一张玲珑工巧的千工床，又买了许多漂亮的绫罗绸缎，装了几个大箱子，用一只大船(“巨舰”)装上，去南京会那女子。
话说那日，项元汴找到泰淮河畔钞库街时，那歌妓正好有生意，忙着招呼别的客人，再说她一时也没认出这个脸上长满麻点的五短身材的男人，就把他晾在一边不理不睬。项元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再次通报自己姓甚名谁，还说自己带来了一大船的礼物要送给她。那歌妓听他这么说，这才重新梳妆，客客气气接待了他。项元汴于是让随身小厮把那张千工床和好几箱衣物全都从船上搬来，又让人打扫了前堂，把这张漂亮的大床安放在正中。项元汴又甩出大把银子，在妓院里摆下十数桌，一时间莺莺燕燕挤在一处，香粉阵阵，丝竹乱耳，间杂着小姐们一声声的惊叫和赞叹。
酒宴开到一半，项元汴变了脸色，把酒杯重重一顿，指着那歌妓骂：我本来还以为世上情种大多在青楼，所以不惜花费千金以买一笑，没想到一月之别，你竟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人都说青楼女子絮薄花浮，我先前还不信，现在真是不信也不行了!说罢，命随身小厮把衣柜里的漂亮衣服全都倒出来，一件一件撕裂，又抡起一把大槌，把那张做工精致的沉香木床砸了个稀巴烂。做完这些他还不解气，又在院中生了一把火，把打烂了的床架在上面烧。火舌瞬间就把那沉香木床吞噬了，只见烈焰腾空，香烟滚滚，不只院中，就连满街满巷都是异香，这香味经四五日不散，以后那家青楼所在的钞库街，就被好事之徒叫做了沉香街。
这故事发生在嘉靖年间，看这行事做派之荒唐，当是项元汴青春年少时的事。一七〇〇年，江苏吴江一个叫钮琇的作家把它搜罗进了一本叫《觚剩》的笔记里。
项元汴用“巨舰”装着沉香木床去看歌妓，受不了冷遇又怒烧沉香床，这用现在时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土豪”做派。几百年后，还有人在为他裂衣槌床的痛快举动叫好，大叫快哉。这个故事里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项元汴实在是太有钱了;第二，这是一个情种，起码他自认为是多情的。说到专情，后世的著录家很难不把他在金陵的这件事与正统年间他一个先祖的遭遇放在一起看。项元汴的这位先祖名叫项忠，是他的曾伯祖父，一四四九年秋天著名的土木堡之战中，在大太监王振的怂使下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做了瓦剌人的俘虏，随军高级将领五十余人阵殁，余皆被俘，他的这位先祖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从驾，也被瓦剌人逮去了极北之地。
有好多年，项忠就在草原上忍辱负重，帮瓦剌人放马，一边伺机等待脱逃的机会。有一个瓦剌部落的姑娘爱上了他，在这个姑娘的帮助下，项忠终于在一次放牧时出逃了。他的情人和他合骑一匹马，一路向南逃归，连着跑了四天四夜，马儿都跑得乏了力，带着的干粮也快吃完了，那姑娘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男人活着回到南方的故国，趁项忠不备，拿一把随身带着的短刀切断了自己颈上的动脉，等到项忠发现，已经不能救了。靠着姑娘留下的一份口粮，项忠终于只身逃到了明朝地界大同宣府。
许多年后，项忠一提起这个姑娘就流泪不止，在他八十二岁那年去世前，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把这个未曾与他婚配的异族女子入祀家庙。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曾被历史学家谈迁写入《枣林杂俎》里。项元汴非常崇拜他的这个祖先，虽然自己一生都没有功名，但说话、行事几乎一直都在模仿他的这位祖先，包括对待女人的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祖先好运气，他在金陵遇见的那女子，到底跟草原上来的女子不一样。
二、天籁阁与天籁琴
在到处都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一轮看下来，再周而复始。项元汴就像山洞里的一只穿山甲，守着他的宝物，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是严禁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的，因为它们不经意间一抬足、一扇动翅膀，一不小心碰坏的就可能是商周时代的彝鼎，或者墙壁上挂着的晋朝的古画。
天籁阁得名，据说是与项元汴收藏的一把晋代铁琴大有干系。此琴为仲尼式，为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长约一米二，重漕平十斤六两，纯系黑铁锻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其下有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
公和是孙登的字。这样一个西晋大名士，同时代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籍贯何处，真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古话。从葛洪的道教名著《神仙传》第六卷有关记述来看，孙登应该是公元三世纪的一个生活极简主义者，长年住在山上，穴地而坐，弹琴，读《易》，长啸，夏天一件单衣，大雪天把丈余的长发披覆在身上取暖。这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从不发怒，但也很少开口说话。有人恶作剧，合伙把孙登扔到河里，想看看他发怒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孙登一上岸就哈哈大笑。尽管他足迹不入城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跟他玩得很好。嵇康的琴艺非常高超，同时代人无出其右，尤以一曲《广陵散》风靡世间，但对孙登的琴艺也不得不叹服，因为后者竟然只用一根琴弦就把他赖以成名的那支金曲弹得声情并茂。
嵇康有一次问孙登，这一生有什么大追求没有。孙登说，你懂得火吗?火烧起来会产生光，但是火的燃烧却不需要用光，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光是果，同样的道理，人活着并拥有才华，但才华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用才是果;用光，首先要有木柴来生火，用才呢，就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还有什么用呢?孙登实际上是借用这则火的寓言，教给朋友一个治生妙方，火、光、薪三位一体，火为主体，光为附属，薪为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无薪便没有一切，活着才是王道。可惜这一层常理，“才多识寡”——这句话是孙登送给他的——的嵇康要等到押到洛阳东市砍头时才真正明白，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他向行刑者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取过心爱的古琴，对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台上再弹一遍《广陵散》。
话说这把天籁琴，后来辗转落到了浙江平湖一个叫吴修梅的人手里。道光二十六年，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海盐戏曲家黄燮清在吴家看到过它，并为之上弦。不久，另一位戏曲家吴廷燮在一次酒宴上应友人之邀，曾有幸弹奏过它。当时此琴已锈蚀斑驳，琴首上的玉徽也已脱落，只余其八，但琴底嵌金丝双勾小篆“天籁”二字，及表明它的旧主人的嵌银小字篆书“明项元汴珍藏”六字皆丝毫无损。吴廷燮说，当他一打开楠木琴匣时，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一瞬间与古人精神接通了，手指弹拨琴弦，琴音清亮激越，也与其他古琴大不一样，他后来写有一篇《铁琴歌》以纪其事。
据民国初年的大琴学家杨宗稷说，他刚开始学琴时，北京的琴肆中还能看到“天籁”琴匣盖铭刻拓本，说明该琴当时可能就在北京。后来，不知因何机缘，这张琴竟然和来自热河行宫、据说是“昇平二年王徽之斫”的那一张，一起成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华北，这两张稀琴古琴与其他故宫文物一起装箱南迁，十余年间历经上海、南京、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于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运回南京。但南京也不是它们的最后居留之地，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北，一九四八年冬，它们夹杂在两千九百七十二箱文物中被紧急运往台湾。
这么多的曲折乱离，放到一个人身上已够生受，何况一张琴。几百年间，天籁琴匣盖上有阮元、梁章钜等多位文化名流鉴定题识，又经名家调弦，以常理度之，它的出迹之真实应该毋庸置疑了吧，但自它现世之日起，真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且古琴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张铁琴并非晋琴，更非大名士孙登所斫，一向以为自己眼光精到的项元汴是受骗了。
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铭文等多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如果它真的是出自西晋制琴名家孙登之手，为什么式样是仲尼式?材质又为什么是铁的?要知道，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时兴，两宋才流行开来，至于铁制的乐器，一些复杂的工艺问题更是要到宋元之后才解决。古文字专家也发话说，铁琴上的“天籁”、“公和”两款题名，皆为长方形的均整规则小篆，皆为圆笔，似是秦篆笔风，而从晋人石刻墓碑的篆文中找到的证据是，晋人作篆笔画皆为方形，应更有生动自然之趣才对。事情到了这一地步，琴学大家杨宗稷在这张铁琴的真赝问题上也不再坚持，改口说，如果它不是晋琴，那也一定是唐宋以前的精品吧。
那么这张铁琴上的细冰裂纹又作何解释呢?一些流传多年的琴谱上记载说，历来鉴定铁琴的年代，都是以琴身上的断纹为证，一件铁器如果有了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按照年代的近远，就会在琴面或琴底形成如蛇蝮、如牛毛、如梅花、如龟裂的断纹，这其中又以冰裂纹为最古，梅花纹次之。但这种回驳在鉴古界的先生们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们举证说，搞收藏的仿古、鬻古实在不胜枚举，铁琴上的断纹也不是不可作伪，早在本朝之初，一本叫《燕闲清赏》的书里就记载了伪造断纹的两种手法，其一是把铁琴用火逼热，再把雪覆上灼热的铁琴，琴面上就随皴成裂，形成蛇腹纹，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鸡蛋清和草木灰搅拌在一起，敷在琴身上，放在甑上蒸煮，悬挂在荫凉干燥处，会在铁琴上形成牛毛纹……考虑到项元汴是隆庆、万历年间屈指可数的鉴赏大家，平生经手古物无数，不会那么轻易把一张一两百年的铁琴当作千年以上的古器，一种较为审慎的说法是这张天籁琴是元人的制作。
真正的天籁琴又在哪里呢?莫非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一把天籁琴，那张几经流转的铁琴是好事之徒托名孙登的伪作?一部成书于一五九〇年——那年也是项元汴的去世之年——的《琴书大全》上说，孙登的确斫过一张天籁琴，这琴每到下雨，就会发出有如刀刃相击的声响，某年某夜，在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中，没有人去碰这张琴，它突然断作数截，断裂处游出了无数黑蛟。大概是天妒造物，上天总要故意去摧毁那些太美的东西，不让它们留传后世吧。
几百年后，一代名楼已成墟里孤烟，已很少有人知道，项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经叫秀水、嘉禾，项元汴喜欢的那个古称“槜李”更是无人再提起。当年阁主人摩挲把玩的古物、珍玩却仍在尘世间行走，它们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
物比人更长久，是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
在几乎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作家的晚明，项元汴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许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毁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虽则如此，天籁阁的藏品还是有不少见诸于明末以来的各种著录，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下独特的印记，少量还有字码，这样，尽管过去了将近五百年，凭着这些草蛇灰线，后世还是可以大致复原项氏藏品的基本规模。
项元汴艺术品收藏的数量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其“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客至相与品鹭鉴足，穷日忘倦。”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曾有人将项氏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藏书家王世贞相比：王氏小酉馆藏书三万，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项元汴收藏之丰，亦由此可见。
项元汴留印记的方式，一是标上他的字“子京”，或者号“墨林山人”，再就是按照同时代作家周履靖的《初广千文》的次序进行编码，书之于每件作品的首尾或四角沿边位置。前者很好辨识，但也容易被层出不穷造假骗子钻了空子，弄出一堆赝品迷惑世人，只有真正掌握了后者的编码秘密，才算是有了一把进入项氏藏品宝库的金钥匙。项元汴对这部分藏品另行编目，想必郑重其事，东吴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弟子)翁同文据此推测，项元汴在世之日，就已有了一部《千文编号书画目》的特别目录，翁同文教授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浩如烟海的库藏和文献中，复原了这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特别目录，并由此推算出了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件。
翁同文说，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据《故宫书画录》共计四千六百余件，项元汴以一己私人之力，收藏量已达故宫半数，实无愧于最大收藏家的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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