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魏征，则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何曾几时，李世民与魏征君臣已成为衡量君臣关系的标杆，一个直言敢谏，一个英明豁达，这就是历史上君臣渴望的完美知遇。然而，我们若从数据上分析，魏征并非唐朝最喜欢说实话的朝官，根据史籍记载，唐朝上奏疏直谏最多的是一个名叫李绛的大臣。
李绛家族世居河北，属名门之后，祖上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李牧。河北正属赵郡，李氏与其他六个家族并称为“五姓七宗”。这些家族在朝廷的势力极大，隋唐时期的朝官，十有八九都出身于“五姓七宗”，可见，这七大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已根深蒂固。
由于出身的原因，李绛的仕途注定顺风顺水，但是，他能成为宰相，绝非仅靠家族关系上位，更重要的是他的能力与人品。李绛并未因为自己是望族出身而随波逐流，而是秉公执法，明辨是非，一生中曾无数次向皇帝冒死直谏。
若说李绛最瞧不起的，那就是朝中的宦官，尤其是那些只会在皇帝身边摇唇鼓舌的太监。
而恰巧，当时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唐宪宗宠信，这使得李绛颇有微辞。唐宪宗宠幸吐突承璀到了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明朝英宗对王振一样，撒手放权，任由一次仗都没打过的吐突承璀带兵上阵。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吐突承璀难免屡吃败仗，饶是如此，唐宪宗从未怪罪过吐突承璀，反而，赐其高官厚禄。
某次，吐突承璀为了拍皇帝的马屁，主持翻修了安国寺，在工程接近竣工时，又命人在寺庙中央建立一座牌楼，在其中竖起一座巨大的“圣德碑”。何为圣德碑?顾名思义就是写满了替皇帝歌功颂德的石碑，这块石碑十分宏伟，堪比唐玄宗的“华岳碑”。之后，吐突承璀上奏唐宪宗，希望请翰林学士撰写碑文，自己还拿出了一万贯的“润笔费”。
唐宪宗自然不反对这种替自己歌功颂德的美事，于是，便找来李绛，想由李绛执笔。谁知，李绛竟说道：“三皇五帝从来没干过树立石碑替自己歌功颂德的事，历史上只有秦始皇做过这种面子工程，不知陛下想做三皇五帝还是想当秦始皇呢?”听了这番话，唐宪宗顿时老脸一红，连忙命人将石碑连同牌楼一起拆除。
吐突承璀为了“圣德碑”费尽心机，眼看自己的“马屁大计”就要付诸东流，自然心下不满，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这石碑太过庞大，根本拖不倒!”唐宪宗怒道：“那就找几头牛来拉!”最终，吐突承璀找了一百头牛，才将巨大的石碑拖倒。这一件小事，自然不会影响吐突承璀在唐宪宗心里的地位。
平日里李绛还经常谏言，说：“宪宗身边的太监太过飞扬跋扈，皇帝不该放任宦官。”李绛的奏章一针见血，又直白又尖锐，每次都说得唐宪宗下不来台。某次，唐宪宗终于不耐烦了，找来李绛对其痛斥道：“他们虽然是宦官，但是，他们是每天都陪在朕身边伺候的人，你总是这样诋毁他们未免太过分!”
见自己的一番好心被宪宗当成驴肝肺，李绛悲痛地说道：“倘若我为了我的前途、我的地位和身家性命，不敢得罪强权，那就是臣辜负了陛下的浩荡皇恩;但是，如果我选择直谏，而陛下又因我说的太刺耳而发火，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这一席肺腑之言使唐宪宗备受触动，他对李绛说道：“说到底还是朕的不是，爱卿始终向朕说别人不敢说的事，让朕能够听到真话，你才是最忠心的臣子，今后一定要保持下去，不必给朕留情面。”
从这一天开始，李绛在唐玄宗心中的地位变得像明镜魏征一般，成为唐宪宗自我约束的警钟。
某次，朝廷打了败仗，心情抑郁的唐宪宗，打算外出围猎稍作放松。一行人才走到半路，宪宗便调转马头，对臣下说道：“倘若，李绛听说我要外出打猎，肯定会劝阻，我们还是不要去了。”说罢，便回宫继续批阅奏章了。
唐朝的“相权”与其他朝代有些不同，更像是明朝时期的“阁权”。
也就是说：官员中并非宰相一家独大，还要有几位宰辅同时拍板。所以，当李绛被升任为宰相后，许多国家大事仍要与李吉甫等宰辅共同协商。李吉甫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某段时间，朝廷的教坊使从民间搜罗了不少良家妇女，文武百官都对这件事颇有微辞。
这时，性格直率的李绛忍不住想上奏宪宗，李吉甫则从旁劝阻，希望李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李绛还是对皇帝说了这件事，唐宪宗解释道：“现在皇室的婢女太少，不得不从民间补充，没想到，教坊使会错了意，这才让大臣们颇有微辞。”
随后，被带进宫里的良家妇女被尽数释放。其实，类似这样的冲突还有好多次。
例如：李吉甫某次找李绛商量，说：“宪宗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总是用你的道德标准标榜皇帝，逼着皇帝心不甘情愿地做事。”李绛立即反驳道：“身为皇帝的臣子，必须能纠正皇帝的不当之处，就算惹得君王发怒，也得指明得失。向李宰辅这样的作为，也配谈忠诚二字?”
两人经常因为细节爆发小冲突，但是，在治国的整体方针上还算协调，在工作中配合得相得益彰。李绛虽敢于直谏和纠正错误，但是，他并不擅长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工作的实施通常由李吉甫来完成。久而久之，李吉甫做的事反而比李绛要多。
换句话说，李绛的能力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很多东西难以投入实践，反而是墙头草一样的李吉甫办了不少实事，这才使国家事务未停滞不前。
李绛入仕之初，在长安担任监察御史。这个职位有点像是现在的纪委书记，与他直言敢谏的性格非常吻合。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的影响，培养了李绛保护言官、疏通言路的责任心。比如：我们熟悉的白居易，如果，没有李绛的帮助，恐怕白居易早就被贬回老家了。
就在吐突承璀带兵攻打藩镇失败后，爱面子的唐宪宗感觉懊恼无比，又没法直接向文武百官承认错误，害怕御史们会指责自己，所以，连续一个月告病不上朝，索性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这时，白居易进宫求见，当着唐宪宗的面说道：“陛下，这次你大错特错了。”
白居易这番指责使唐宪宗变了脸，扭头便走。
过了几天，唐宪宗对李绛说：“白居易只是个小官，说起话来一点都不讲究分寸，赶紧把他调离长安，从今往后，我都不想再见他!”李绛则苦言相劝道：“陛下，这人除了性子比较直率外并无过错，白居易只是涉世未深，不知婉转圆滑罢了。但是，他忠心耿耿，这是有目共睹的，倘若将他调出长安，恐怕天下人都会说您不英明。”
唐宪宗听完后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不跟白居易置气，没将他赶出长安。这次，李绛算是袒护了大文豪一回。对大文豪如此，李绛对其他人同样一碗水端平。
唐朝的御史们虽不如明朝的御史骨头硬，但说起话来也是尖酸刻薄，善用夸张叙述，经常抓住政敌的小辫子不放，举一反三。唐宪宗看着这些言官的奏折十分头痛，于是，便找来李绛协商。唐宪宗说：“言官与朕探讨的问题，很多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污蔑，我想把御史里最喜欢夸大其词的家伙发配到边疆去，杀鸡儆猴，爱卿你怎么看?”
李绛立即答道：“陛下万万不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性命全在您一念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的人太少了。就算有，也是经过仔细斟酌后，内容多次修改，才呈现到陛下的面前。在这么多次的修改中，奏章里的真实想法已经所剩无几，难道陛下连着仅剩的实话都听不进去吗?”
李绛又说道：“明君之所以成为明君，是因为他们会听取不同的声音，明君最害怕的事就是朝野无声，生怕听不到一点实话，又怎能贬谪言官呢?倘若，陛下一意打压言官，无异于堵住了天下人的嘴，于江山社稷来说这才是最大的灾难。”
听了李绛的劝告，唐宪宗打消了将几名御史发配边疆的想法。
可惜的是，历史很少给忠臣安排皆大欢喜的落幕，李绛亦是如此。
文宗三年，蜀地告急，李绛奉旨率兵入蜀平乱，同行的还有监军杨叔元。这杨叔元是个太监，因为李绛打压宦官，平日里与李绛素有矛盾，便打算陷害李绛。军队将敌军击溃后，按照规定临时征召的士兵要遣散回乡，李绛要从军饷中拨出一笔钱作为他们的遣散费。
然而，当时的军饷紧张，每个被遣散的士兵仅领到少量的遣散费，退伍的士兵纷纷表示不满。杨叔元借机散布谣言，污蔑李绛侵吞军饷，最终，导致兵变，愤怒的退伍兵将李绛和他的幕僚尽数杀害，一代忠臣就此陨落，终年六十七岁。
之后，杨叔元谎奏李绛收取新军士卒赏赐钱物，以致兵乱被杀。而三省长官为李绛诉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奏呈杨叔元激怒乱兵事实，皇帝方知真相。不久，尚书右丞温造奉命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定计诛杀乱兵八百余人，囚禁杨叔元。
温造将手刃李绛的人剁为肉酱，并且，将发布杀害李绛命令的人，处以极刑。取一百首级祭奠李绛，三十首级祭奠王景延等人，其余的全部投入汉江。杨叔元最终却被流放康州，当时之人则以温造不杀杨叔元为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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