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趣历史小编带来的王敦之乱：“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帝与门阀共治体制下的武力博弈。

　　近年来，东晋与南明两个政权命运的异同，在网络上引起很多热议。这两个政权既有相似性：它们都是在原来的一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下而亡国。原来的中央政府灭亡后，它们的部分宗室子弟，都在江南重建晋/明政权，史谓之东晋/南明。

　　也有不同：东晋自317年司马睿称帝，至420年刘裕夺位，传11帝，享国103年;南明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如果再算上郑成功祖孙三代奉明正朔，割据台湾22年，则南明仅传四帝、一监国，享国30年。

　　东晋虽割据江南，与北方主要由少数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隔江对峙，但祖逖、桓温多次北伐，甚至还取得抗击前秦入侵的“淝水大捷”;南明则一溃千里，除少数几次战役，勉强占据主动外，在满清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两个政权的命运，为何相差如此悬殊?

　　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考证，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大众都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是：东晋统治阶层内虽有矛盾、权争，但大多能和平解决，相互制约，相互妥协，勠力抗衡北方异族入侵;南明统治阶层则内讧不断，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这种观点对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似乎不是绝对的准确。东晋建国伊始，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也比较严重，甚至多次酿成武力冲突。本文要说的王敦之乱，就是其中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武力权争。

　　一、“王与马，共天下”政治体制下的权力博弈

　　东晋是秦朝确立皇帝高度集权统治体制后，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的“典型门阀政治”体制时期。

　　这一体制，即便在东晋时，人们也形象用“王与马，共天下”这一谚语加以表达。这一谚语，据说来自司马睿登基时，不敢独坐御座，非要拉着丞相王导共坐的故事。

　　这一体制的实质，就是当时的一些门阀大族，如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利用自己家族掌握的权力、社会地位和影响，虽与皇族无直接血缘关系，却得以分割部分皇权，形成与皇帝联合执政的体制。这在自秦始皇确立至高无上皇帝独尊统治地位的帝制时代的中国，确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西晋皇室偏支、爵位、官职均不显赫的司马睿，在西晋覆灭后，经过与残存的西晋其他几位宗室的竞争，被赋予了重建晋朝、共御外侮的重大使命。司马睿之所以得以称帝，与当时南、北双方的门阀大族的拥戴、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当时门阀大族的领袖人物，来自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堂兄弟二人，前者位居宰相，职掌中枢;后者以大将军、荆州刺史的身份居外，职掌军权。

　　司马睿虽被誉为“中兴之主”，但在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大族们的控制下，形同傀儡。出于对被权臣控制的不满，对至高无上皇权的渴盼，促使司马睿决意铤而走险，采取广树党羽、掌握军权等措施，逐步削弱王导、王敦权势，强化皇权。

　　司马睿将鼓吹强化皇权的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视为心膂，言听计从。在刘隗、刁协等策划下，王导的权力被逐渐削弱。司马睿等还抓紧时机，在地方上进行权力布局。

　　太兴三年(320年)，梁州刺史周访病逝。时任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刺史。王敦趁机奏请由亲信陈颁接任湘州刺史。司马睿、刘隗鉴于湘州位置紧要，素有牵制荆州的作用，遂否决王敦的奏请，以宗室司马承为湘州刺史。

　　司马睿数番非同寻常的“夺权”，引起了王敦的警觉。为探虚实，他给司马睿上表，陈说历来忠臣因被皇帝猜疑、被小人离间，而丧身殒命，进而导致国家衰亡的教训。司马睿深知王敦的意图，他表面上虽提高了王敦的权力和待遇，内心却对王敦更为忌惮，更加速了权力布局的步伐。

　　为增强听命于己的军事力量，太兴四年(321年)，司马睿又采纳刁协的建议，恢复扬州诸郡的僮客(贵族、官僚领有的佃农)良民(自由民)身份，将其作为朝廷征发赋税、兵役的重要来源;随后，司马睿又命心腹戴渊、刘隗分别出镇合肥、淮阴，抢占战略要地，减缓，乃至消弭王敦集团对朝廷的威胁。

　　司马睿的这一系列布局，虽然名义上打着抵御北方后赵政权侵略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在防备王敦，并为将来最终铲除王氏家族，进行准备。对此心知肚明的王敦颇感畏惧。他最初想采取分化、拉拢的对策。他给刘隗写信，希望与他修好，同心戮力，共辅皇室。刘隗洞察了王敦的奸谋，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

　　此时，东晋另一手握精锐重兵，此时正率军矢志北伐、光复中原的祖逖，因感朝廷权争激烈，对北伐大业处处掣肘，深感忧虑，忧愤成疾，于此年九月逝世。至此，被王敦视为堪称敌手的周访、祖逖相继辞世，让王敦看到了以武力解决与司马睿等权争的机遇。

　　二、王敦第一次起兵叛乱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诛杀奸臣刘隗为名，在武昌(江州州治，今湖北鄂州)起兵，东犯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他上疏司马睿，列举刘隗十大罪状。并且提出，只要司马睿将刘隗斩首，将其首级送给王敦，王敦就撤军罢战。王敦党羽沈充也趁机在吴兴(今浙江湖州)起兵，响应王敦。王敦军进至芜湖时，王敦又上奏司马睿，列举刁协的罪状，请诛刁协。

　　司马睿大怒，下诏定王敦为“大逆”，悬赏缉拿捕杀，斩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他发誓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决战。为增强朝廷军力，他急调刘隗、戴渊率军入卫建康。当时众门阀士族虽对王氏独大不满，但他们对司马睿强化皇权的举措，更加不满。因此，他们对王敦起兵一事，大多采取坐视旁观的态度。

　　王敦军抵达建康后，首先攻击素有“东吴第一军事要塞”之称的石头城(今南京市鼓楼区清凉山)。守将周札不战而降。司马睿虽命刘隗、刁协等多次率军反攻，但都被王敦军击退。

　　王敦夺占石头城后，放纵士卒，烧杀抢掠。建康大乱，众官员、将士也都四散逃命，只有安东将军刘超率部下扈卫司马睿。眼见大势已去的司马睿，一面流着泪，劝刘隗、刁协等心腹速速逃走避祸;一面脱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刁协逃至江边时被杀，刘隗则携家属，仓皇逃奔后赵。

　　司马睿被迫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王敦诛杀戴渊等，对与己有异心的朝廷或地方官员，或诛杀，或黜免;到处安插自己的族人、党羽，飞扬跋扈，专擅朝政。

　　王敦因太子(司马睿长子司马绍，后来的东晋第二位皇帝晋明帝)为人勇毅，颇有谋略，在朝野素有声望，将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专擅朝政的绊脚石，于是打算废黜太子。因但遭到众门阀大族、官员百姓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得逞。不久，王敦回到武昌，遥控朝政。同年，司马睿因忧愤成疾而病死，太子司马绍继位。

　　三、王敦第二次起兵叛乱

　　王敦虽大权独揽，“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但他仍不满足。太宁元年(323年)，深感病势日渐沉重的王敦加紧谋划篡位称帝。王敦的侄子王允之因受王敦喜爱，时常随从身边。他装醉，窃听到王敦与心腹钱凤等人篡位的谋划。他将王敦的密谋禀报了父亲王舒，并和王导一起，禀告晋明帝。被王敦视为心腹，任命为丹阳尹，以监视朝廷动向的温峤，也主动将王敦的密谋，禀告给晋明帝。

　　经过紧张策划，晋明帝决意掌握主动。他命王导为大都督、扬州刺史;温峤和卞敦率军守卫石头城，另调战力强悍的临淮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祖逖胞弟)等率军入京，一则拱卫京师，一则武力讨伐王敦。一切准备就绪后，晋明帝诏告天下，称王敦已死，诏令王敦党羽速降朝廷。王导也率王氏子弟为王敦发丧。众官员、百姓误认为王敦确实已死，一时士气大振;王敦散布各地的党羽，因消息不灵，彷徨观望，不知所从。

　　王敦接到诏书后大怒，但因病重，不能领兵，只好命哥哥王含为元帅，与钱凤等挥军东下，进犯建康。沈充也起兵，响应王含。王含、沈充军与朝廷军在秦淮河一带频频激战，王含军多次战败，士气顿挫。

　　王敦得知王含等屡战屡败，气急交加，一命呜呼。王含和王敦的儿子王应不敢发丧，用草席包裹王敦尸体，外涂白蜡，埋在屋中。不过，王敦的死讯，还是迅速被散布开来，叛军顿时军心涣散。王含见大势已去，仓皇率余众逃窜。晋明帝下诏，大赦天下，唯王敦党羽不赦。诸将紧追王含、钱凤、沈充等王敦死党不舍。王含父子乘船逃往荆州，投靠王舒，却被王舒命人推进江中溺死。朝廷军还将王敦的尸体挖出，跪着斩下头颅;钱凤、沈充等也陆续被杀，与王敦的头颅一同悬挂在朱雀桁上示众。至此，王敦之乱正式结束。

　　东晋初王敦两次起兵叛乱，是东晋皇室与门阀大族权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司马睿一系列强化皇权、抑制门阀大族权力的举措，不仅侵犯了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琅琊王氏家族的权益，也使其他门阀大族的权益，程度不等地遭到“侵害”，因此，王敦第一次起兵叛乱时，门阀大族们多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和对策。司马睿仅依靠少数心腹，孤掌难鸣，因而失败。

　　王敦专擅朝政，党同伐异，肆意扩张王氏势力，引起了其他门阀大族对一家独大的王氏家族的不满。他们与处于劣势的皇室联手，利用王敦病重、去世的时机，粉碎了王敦的第二次起兵叛乱，再次实现了中枢权力的微妙平衡，使“王/庾/桓/谢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得以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社会的基本和平与稳定。

　　不过，由于东晋统治阶层内讧，无力外顾，导致羯族建立的后赵趁王敦之乱时，夺占了东晋兖州、徐州、豫州大片疆域。晋明帝依靠苏峻、祖约等流民酋帅的力量，平定王敦第二次叛乱，也导致苏峻等集团势力增强，专横跋扈，为而后苏峻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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