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的详解，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近些年来，我们能够看到不少为明朝天启时期的“权阉”魏忠贤“平反”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对于魏忠贤废黜农业税、加征矿业税和商业税进而充盈国库的策略予以了赞同，同时还对其在辽东战场上的用人得当、举措得力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战果也进行了充分肯定。当然，除了“赞同”和“肯定”魏忠贤之外，也少不了对以周延儒、钱谦益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所进行批判，认为东林党才是明朝最终灭亡的“祸根”所在。
所以将这些观点总结起来，魏忠贤之于晚明时期的历史作用是“无比巨大”的，于是基于此也就有了那句经典的“忠贤不死，大明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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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是“忠贤不死，大明不灭”么，或者说真的有所谓的“忠贤不死，大明不灭”这样的说法以及官方史料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抛开关于魏忠贤功过是非的评价不谈，单纯的只从这句话的出处、人物和历史背景来看，“忠贤不死，大明不灭”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且具有鲜明历史时代特点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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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史实，记载“忠贤不死，大明不灭”典故的《燕都日记》，可谓是“漏洞百出”。
“忠贤不死，大明不灭”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明朝末年的小说家冯梦龙所撰写的《燕都日记》之中。
其原文是：
“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呜呼!此真谬举矣。”
在这段文字中，引出了两个历史上颇有争论的“公案”。
其一，崇祯下令安葬魏忠贤，以表示对于在其继位之初就杀掉魏忠贤的懊悔;
其二，就是“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所延伸出来的这句“忠贤不死，大明不灭”。
我们先来看看崇祯到底有没有安葬魏忠贤。
《明史》中关于魏忠贤的最终结局有着这样的记载：
“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
由此可见，魏忠贤在阜城自缢身亡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就此放过魏忠贤，不仅将其重新加以凌迟之刑，还将其头颅悬挂于河间府的城门之上以示惩戒。而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天启七年(1627)，也就是说北京城破、崇祯自缢、正统明朝灭亡，距离此有着整整十七年的时间，此时的魏忠贤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所谓“收葬遗骸”便是无稽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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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崇祯与魏忠贤的个人恩怨上来说，也不可能做出为其“收葬”的事情。
崇祯登基的时候，魏忠贤给其制造了巨大的阻力与障碍，甚至他还准备找一待产妇女，编织谎言说是天启皇帝的“龙种”，进而阻止崇祯登基。之后崇祯是在天启皇帝的张皇后以及英国公张维贤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但是宫中依然遍布魏忠贤耳目，形势依旧紧张，张皇后更是提醒崇祯“勿食宫中之食”，足可见当时崇祯所面临的危局。
而从崇祯对于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清算过程与惩治结果来看，也充分证明了崇祯对于魏忠贤的深深恨意。所以，按照崇祯皇帝的性格，为魏忠贤平反，还为其收葬，俨然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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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在历史上更加是不可能出现了。
首先，谁都有可能为魏忠贤说好话，唯独曹化淳不会。
《燕都日记》中的曹化淳，被刻画成为了魏忠贤的心腹，然而这是极不符合史实。如果曹化淳真的是魏忠贤的心腹，那么他在崇祯朝初年清算阉党的时候，早就应该被除掉，根本没有办法活到崇祯朝末年。而事实上，曹化淳非但不是魏忠贤的心腹，反而是魏忠贤的死敌王安的心腹。
王安与魏忠贤的结怨是在“晚明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的时候。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去世了，而此时应该继承皇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又为李选侍所控制，于是王安主动与东林党的杨涟、刘一燝等人联合，一起将天启皇帝从李选侍的手中抢夺了出来。而在这期间，李选侍并不死心，她让自己的心腹太监魏忠贤(当时还叫做李进忠)誓要夺回朱由校，结果魏忠贤遭到了王安、杨涟等人的严厉喝止。
就这样，李选侍想要挟制天启皇帝以掌握朝政阴谋破产，但是魏忠贤却没有因为“主子”的失势而就此放弃争权夺势。在这之后，他凭借着与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交好，逐步为天启皇帝所信任，开始掌握了权势，随即也展开了对于王安以及杨涟等人报复行动。最终，王安以极其悲惨的方式被魏忠贤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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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安被魏忠贤构陷和迫害的同时，作为王安心腹的曹化淳也遭到了魏忠贤的打压，进而被逐出北京，安排到了南京戴罪留任。后来，伴随着崇祯皇帝的登基，曹化淳为崇祯重新启用，而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清算阉党集团，并且组织为魏忠贤所迫害的忠良平反昭雪。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曹化淳对于魏忠贤是充满了深深的恨意的，毕竟魏忠贤不仅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安迫害致死，就连他本人也遭到了牵连惩罚，所以曹化淳为魏忠贤说好话，断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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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曹化淳这个时候也根本不在北京，更没有陪在崇祯皇帝身边。
关于这一点，又涉及到了清明交际时候的另外一桩公案，那就是曹化淳有没有开门投降李自成。
众多文学和影视作品，特别是一些武侠小说里面，都将“开城迎贼”的“功劳”按在了曹化淳的身上。然而，按照曹化淳自己的说法，他是“家居六载”，也就是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其请假回乡开始，就一直没有回到过京城，因此也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李自成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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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我还是认同曹化淳并没有“开城迎贼”。
一来，当顺天府杨博，宛平杨时茂等弹劾曹化淳的时候，当时掌握权势的多尔衮代顺治皇帝给出的批复是“曹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琛，该部知道”，说明这件事情可信度低，并不足以为信。
二来，在康熙初年，孝庄太后以及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裁撤“内廷十三衙”的过程中，杀掉了吴良辅，却没有动曹化淳，也说明曹化淳的案底相对干净，人缘也比较好，所以才没有受到牵连。
三来，清朝刚入关的时候，由于其在关外有专门的内务府来负责署理宫廷事务，并且宫廷内没有使用宦官的传统，而是有着专门的“包衣”，如果曹化淳有如此“开城迎贼”的行为的话，必然会被摒弃，而不是得到重用。
由此可见，一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曹化淳人都不在北京，何来陪伴崇祯皇帝，更何来为魏忠贤收葬，进而也不会有他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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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这些事情都不符合史实，那么又是怎样出现在了《燕都日记》之中呢?答案就是，这些事情冯梦龙是真的不知道，可以说都是他“编”的。
冯梦龙本身就是小说家，包括他的代表作“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所述也只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史实的展现。
《燕都日记》则更加是如此，冯梦龙是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去世的，而北京城破、崇祯自缢是在1644年，《燕都日记》又写到了顺治迁都，所以这部书的成书时间也只能是1645—1646年之间。
而冯梦龙又是苏州人，并且这个时候的他一直就在江南地区，并没有到过北京，所以他对北京城内以及皇宫之中的事情，或是“道听途书”，或是“自己杜撰”，并没有切实的史料可以提供参考，这也使得冯梦龙笔下的“甲申之变”完完全全成为了一种演义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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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所谓“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出现于本就有着极强杜撰成分的小说之中，同时是出自于一个根本不可能并且在当时也无法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曹化淳之口。所以“忠贤不死，大明不灭”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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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权特殊的政治需求，极大的促成了这个“伪命题”的诞生。
或许有人会问，明明手中没有确凿的史料，同时也没有明确的事实，冯梦龙为什么还要如此描述呢?答案只有一个，那便是服务于当时南明弘光政权的政治统治需要。
实际上，不仅仅是《燕都日记》，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明显的为魏忠贤平反、替“阉党”翻案的政治指向。
对此，崇祯年间的翰林院检讨而在清朝入关后却又果断投降杨士聪对此给出了一条非常精辟的解释：
“而迎合时局，谬为夸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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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政治争斗，是明朝末年朝堂之上党争的重要旋律，特别是在明朝天启、崇祯两朝，两个党派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局面。魏忠贤当政时期，对东林党人进行了大肆的迫害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一众为人正直、办事干练的东林党籍的官员，朝堂上一片乌烟瘴气。而在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人重新掌握了政局，随即对阉党的官员进行了清算和报复。
在这样循环往复的朝堂党派之争，使得官员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党派与站队的差别。正如《雍正王朝》中，雍正总结的那样：
“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可以说，党争耗尽了明朝内部仅存的一口元气，也让整个国家在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正统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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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明弘光政权在尚未建立的时候，就已经重新拉开了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争斗。
按照法理血统，小福王朱由崧无疑是最为合适的继承人。然而，就是因为他是六十年前引发万历朝“国本之争”的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随即遭到了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一直反对。原因便是“国本之争”中，东林党人支持的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极力反对万历皇帝册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此时东林党人害怕过往旧事而遭到打击报复，进而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所以即便是在国家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对于朱由崧他们还是选择了反对与抵制。
然而，东林党人只是一群“理论家”，用现在一个时髦用语形容就是一群“嘴炮”，空有一腔热情却不付诸行动。最终，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江北四镇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到南京登基，就这样，朝政就此落到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成员手中，而他们也随即展开了对于东林党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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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证明阉党把持朝政的合法性，马士英、阮大铖积极筹划，准备重修《三朝纲要典》。
所谓《三朝要典》，是当年魏忠贤专权期间，授意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人编撰，将“晚明三大案”的矛头直指左光斗、杨涟、魏大忠、黄尊素等当时的东林党“大佬”，并以此对东林党人进行构陷与迫害，进而把持朝政的重要工具。
所以马士英等人重修《三朝要典》，一方面是要继续以此打击朝堂上的东林党人势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美化”魏忠贤，“美化”阉党执政，将国家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归结到动力党人身上，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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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想要达成这样的目的，仅仅靠一部《三朝要典》是远远不够的。魏忠贤在世的时候，全国上下对于他已经是骂声连连，更不用说经历了崇祯朝十多年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沉积，魏忠贤和他的阉党是更加的臭名昭著，难以翻身。
于是鉴于这样的情况，在马士英等人的极力宣导下，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魏忠贤“平反”的文化运动，不断地鼓吹魏忠贤的功劳，重新将魏忠贤奉上神坛。而也只有魏忠贤名声得到翻转，那么阉党在南明朝堂上的统治才更加的有说服力，进而不至于落得声名狼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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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冯梦龙的这部《燕都日记》正是出现在了这一时期，不管他是为了卖书的生计而有心迎合，还是畏惧阉党威严而随声附和，都无法改变《燕都日记》这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带有特定观点主张的政治属性，因而也就更加无法将其中所记录的关于魏忠贤的内容作为给其“平反”的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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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魏忠贤的一生，他在当时是否有所功绩，有多大的功绩，在这里我们不去评述。但是从其阴狠、残暴、贪婪、奢靡上的斑斑劣迹，以及给当时的众多朝臣、后妃和万千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个角度上来看，也是断然无法将魏忠贤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请”下来的。
而所谓的崇祯皇帝为杀魏忠贤而感慨懊悔，甚至收葬魏忠贤，只是一些文人墨客的一厢情愿，历史的史实却并非如此。
至于这句“忠贤不死，大明不亡”，从其“诞生”和被编撰出版开始，就带有鲜明历史时代特点，并带有浓厚的政治统治需求，而其本质，确仅仅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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