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宋朝的科举制度解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有几项制度创新是可圈可点的。
科举制度本为是为国选拔人才的，用底层人才向上流动来打破阶层固化形成的保守腐朽集团。这也是科举制度制订的初衷。
我在《唐代科举还是门阀控制着，才华横溢的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说了唐代立朝的特殊性，完全不同于其它朝代，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有些制度并不完善，甚至科举选拔的人才错过很多有才能的士子。
因为有制度缺陷和漏洞，让世家也有可乘之机，阶层继续固化着，所以制度很重要，执行也很重要。
第一，宋朝科举考试更加强调程序的公正，更有利于寒门子弟脱颖而出。
而且其制度更超前，至今被采用，不得不惊叹实际宋代是非常人文的，非常注重制度管理的。
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简单说这宋太祖不只是发个诏，人家还有发明了一个办法“锁院制”，就是监考的官员定下来之后， 直接封锁贡院，吃喝拉撒睡全在贡院中，不让其同外界进行任何交流。
然后宋太宗又用“封弥制”，就是跟现代高考一样，把考生的姓名 、年甲、乡贯个人信息全封死，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评卷就杜绝卖人情了。现代高考的封名字就是用的宋代这个“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于是又要堵上漏洞，到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应该承认，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一切以呈文任去留”，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从中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
第二，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真正的落实到“不论出身唯能力而论”的原则。
宋代科举制度除了取消了限制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外，还有了如下特别好的政策。这让科举取士更为广泛，更为全面。
宋代有意倾斜寒门，世家子弟要作官也要参加科举，除了取消荐举制度，同时还对世家子弟参加考试的更严格更注重有没有作弊。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第一：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宋代对抑制世家子弟做得确实很严格，世家子弟及第还要再复试，这在制度上完全杜绝世家子弟作弊的可能性。一方面杜绝了天下士子们说闲话，另一方面也杜绝作弊的漏洞。以免寒了天下士子的心。纵观两宋对于文人确实很尊重，即使是南宋时期也是如此。
第二：还让世家子弟让名额出来，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
第三：充分照顾寒门子弟，政府投入资金和物力来保证家境贫寒的士子们也能正常参加科举考试: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大手一挥：“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
就是说西川、山南、荆湖的这些偏远地区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这就是妥妥地包住费和路费啊。这让那些贫家子弟因为从家乡到京城中路途太过多而掏不出盘缠放弃了考试的情况得到终结。
而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
1、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
2、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支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既解决了贫寒考生的经济困难问题，还能让国家不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已经相当于现代官办“助学基金会”了。
从此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很难想象有遥远的北宋就有了这样超前的很人性化的政策，现代我们的很多制度也借鉴了宋代的这个制度吧?
第四：一改隋唐的“吝啬”，宋代取士的规模远超隋唐时期，寒门子弟被录取的机会也更大。
实在讲，我严重怀疑唐代就是有意控制名额的，好阶层固化下，不让底层有机会入朝为官的。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研究者对《旧唐书》记载之人物的出身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范仲淹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
你可能想人这么多，这要给俸禄的，当然前提两宋确实政府发展经济绝对是厉害的，你反过来想啊这是人才储备的。
三百年十万个进士，平均一年300多个。北宋有24个路，每个路要有个长官吧?每个州有知州和通判都是朝廷委任，每个县要朝廷委任知县吧?宋代府比州略大，所设官职也是同州差不多。一次取士就可以给国家储备大量的人才。这综合素质也自然高了而且大部分是寒门出身的。
人家前三甲进士基本最小也授个知县级别啥的，所以你看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晏殊等著名文人都是进士出身，而且人家官职都做得挺大。
晏殊
那个屡屡被贬的苏轼同志，人家被贬也是个知州，这生活不会受影响的，前面说了人家俸禄高。实际他被贬黄州团练副使那个薪水也能养活一家，关键那时黄州的官员不地道，克扣他的薪水，这苏轼只能吃个哑巴亏，又没人替他做主，只能忍了，后面自己在黄州种地来补贴家用。东坡先生就这点好，苏母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千金，据说嫁到苏家后都是经常自己在家纺线。
苏轼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偏见，摒弃成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所以前几年流行一句话：文人当去宋代。宋代的科举制度已经达到现代高考制度的人文关怀，对于贫困考生都有特殊照顾政策，这很难想象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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