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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是每个人每天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所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饮食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国度，璀璨的文明孕育着许多博大精深事物，如饮食。王朝的更迭，民族的变迁，文化的融合与传承，重重叠叠，造就出“大吃货帝国”的外号。任何饮食生活都需要再一定的环境和社会中才能进行，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社会，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的农业生产是人们获取饮食资源的主要途径。饮食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环境和社会的制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处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中，这对都对农业生存以及饮食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普罗大众而言是坏的，对贵族统治阶层则是好的，不过严峻的饮食危机是全社会需要面临的问题，各个阶层或多或少受到恶劣影响。

　　三国至南北朝的全国气候变迁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因而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气候、植被、水文和地貌等方面都存在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封建王朝历来以农为本，毕竟农业生产能为人们饮食做出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作用。西汉《淮南子》云：“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带来的生产力的低下，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古时候靠天吃饭的情况，“上因天时，下尽地财， 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古人所必须采取的态度和方式，而这些也时刻体现在古人饮食及习俗中，或多或少掺和其中。

　　近代古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推断表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其气温远低于西汉和唐代。后续学者接着探寻，最后得出魏晋南北朝的气温是低于现代社会的一摄氏度到两摄氏度之间。这一两度的差别看似很小，可放在全球、全中国方面还是很大的，一大片地区将陷入极端天气，霜雪等寒冷天气时间持续增长。三国末期吴国大臣贺邵向吴主孙皓进谏：“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 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阴阳错谬、中夏陨霜均可反映出当时的气候变化。

　　还有，晋穆帝永和十一年的“夏四月壬申，陨霜”，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五月霜降，杀苗稼果实”，北魏太和二十年的“五月至邺，入治日，暴风大雨，冻死者十数人”。这些史料记录的霜降、暴雨等天气造成的危害，绝对被往小写了。汉代三月入夏，八月准备入冬御寒物资，九月才出现霜降。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霜降等寒冷天气出现在五六七月，出现有伤嘉禾、冻死人马等恶劣影响。初霜雪的时间提前和终霜雪的时间推迟，无一不说明其总体气温的变化。愈到后面，寒冷诡异的极端天气越多，三国大寒年数三次到南北朝时已变为二十四次。这样一来，该时期的干旱和水灾频率十分之高，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困扰。

　　寒冷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气候变迁是自然环境变迁的一方面，气候变迁绝对会带来自然环境变迁，自然环境变迁却不一定是气候变迁所影响的。气候变化带来自然环境的变化，给时人的饮食生活，特别是作为饮食主要来源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影响。遍观历史，气候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例如气候温暖期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气候寒冷期则对农业生产产生极大的抑制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冷气候，对当时中国农业界限的变迁、粮食的产量及耕种制度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农牧界限南移，致使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发生极为激烈的碰撞。有学者研究表明，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北方草原就要向南推延数百公里。其实中原地区不是游牧民族的理想居住地，其生活方式不适于平原及高山，所以他们迁徙进入中国，必是北方草原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南方产生水草丰美的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严寒气候使得北方地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宜农作的区域大面积萎缩，游牧业大幅度向南推移。

　　西晋文学家束晳曾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后来五胡乱华的主流民族已经为了寻求生存步入了中原地区。黄土高原及河套地区成为牧区，北方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结构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期，“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畜牧业渗透进中国北方地区，食肉饮酪成为北方主食。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统治者为解决早已出现粮食危机，这才将农耕业重视起来、大力推广。而五胡乱华也为江淮流域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先进技术等。

　　其次，耕作制度的改变，寒冷气候让一部分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被迫变短，而有一部分农作物无法在现有环境下存活或生长，这些促使着耕作制度必须进行调整。

　　最后，寒冷气候会导致霜冻、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迫害，致使粮食歉收、饥荒连年的情况。尤其是严寒霜雪，伤谷伤禾稼，作物尽毁。北魏高祖承明元年八月，并州地区下大冰雹，草木禾稼皆尽。世宗景明四年，六月乙已，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七月甲戌。暴风，大雨雹，起自汾州，经并、相、司、兖、至徐州而止，广十里，所过草木无遗。这样一来，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族自然灾害让整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粮食短缺的危机中。

　　社会环境影响下的饮食状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相比较汉唐明清，社会环境异常的复杂多变。首先，战乱迭起、朝代频繁更替，整个社会局势处于混乱之中，致使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一去不复返，大量人口脱离生产或死于战乱。北方地区，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让“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紧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后，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走向灭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割据，随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方则经过东晋、宋、齐、梁、陈的更迭。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局势一直扑朔迷离，长期存在“百姓流 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的景象。

　　旷日持久的战争常常贻误农时，致使当时的“湘、罗之 间,遂废农业”。人口流亡、农业废置的情况，整个社会陷入粮食短缺的危机，朝不保夕已成常态，时有人相食的惨状。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在如此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太好。连太平年间看都不看一眼的糟糠，士大夫们都不足。南朝梁，侯景之乱让“京邑大饥，饿死者十之八九”，粮食短缺和昂贵的粮食价格，让广大百姓长时间处于死亡边缘，这一时期人相食的记载特别多，还有带来的心理危害和恐惧。

　　奢侈腐化的统治阶层剥削民众

　　其次，征伐日兴，统治阶层愈加奢侈腐化，下层百姓所受到的剥削日益严重。农本社会的封建王朝，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军资国用的根本所在，可是在战乱频繁、灾荒不断的时代，赋税仍在持续征收，下层社会注定痛苦不堪、饥寒不着，南齐永明五年诏曰：“师旅岁兴，饥馑代有。贫室尽于课调，泉贝倾于绝域。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三国志·吴书·贺邵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

　　南齐员外郎刘思効说社会概况：“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元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社会开始极端分化，穷者连水草都吃不了，富者修筑亭池第宅享受;各种赋役更让底层民众直不起身，只能做些残忍的事来“救自己”。

　　佛教大兴的添乱

　　最后，上层社会的礼佛崇佛使得大量佛教人口及附属佛教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同时付出大量钱财粮食支持佛教设施的建设，这些大大消耗折损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的饮食状况愈加困苦。《晋书·何充传》：“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南朝梁武帝多次舍身(即指佛教徒牺牲自己的肉体)同泰寺，群臣只能拿着巨额国库钱粮将其赎回，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那些依附寺庙的人免受赋税徭役，却还要受着寺庙的剥削。本该守着清规戒律、简朴贫苦生活的佛教，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好影响，他们积累下大量钱粮却极少运用到社会中，许许多多烂在自己手里，或是建设佛像佛寺等，没有给社会达赖积极的影响。

　　南朝梁，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北朝至太和年间，已有“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 五十八人”(这些还只是记录在册的)。寺庙还从事高利贷，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这些无疑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饮食状况极差，勉强维持生活，没有什么希望可言。当时的佛教徒彻底背离了清静无为的原则。

　　结语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无一不带来坏影响，让魏晋南北朝整个社会的饮食状况处于一个危机中，饮食危机自然而然地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这让这一时期的各个阶层都陷入焦头烂额，有识之士想改变却如镜花水月不切实际，大趋势还是动摇不了。隋唐之所以能迅速步入盛世，根本原因还是在自然环境的温暖和社会环境的稳定，饮食状况水到渠成的好起来，不用再过困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民以食为天，若是一个人饮食状况不好，那就是不健康;一个社会饮食状况不好，那就是一种洪水滔天的危机。

　　现代的人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饮食状况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困顿的没饭吃;可在古时候，混乱年代没饭吃是件很常见的事，即使寻常太平光景也不能说家家户户有余粮、饮食状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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