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今天趣历史小编来说说张居正的故事。
明代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来自税收，而当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权贵地主利用政治特权，大量占夺土地。当时全国纳税的土地，大约有一半被大地主隐占，这些地主拒不缴税，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农民更是最为直观的受害者，由于财政紧缺，政府提升了税收水平，这对地主而言是九牛一毛，对底层的农民阶级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每每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大量的赋税使得土地反而成了负担，不少农民弃田跑到地主家去当佃户，或者干脆去烧瓷养蚕，大量的农民被吸收到手工业。地方政府上报的时候，很多农民的土地上报为荒地，其实是兼并到地主家。
民间歌谣唱得最为形象“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可见农民们的苦楚。
改革，迫在眉睫。
实力派选手张居正
但改革不是所有人都能改的，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要在众多阶级脑袋上动刀子，别人或许不行，但张居正可以。
张居正有实力。
他的有实力分两层意思，个人能力强和后台背景硬。
个人能力。以土地改革为例，张居正的方法简单实用：重新丈量土地，税收货币化。前者好理解，就是重新量算土地，把官僚和地主们藏着掖着的土地查出来。那税收货币化又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明朝沿用的是唐朝的“两税法”，这种税收操作复杂，老百姓在交粮食作为税收的基础上，每年还要给地方政府去做各种劳务。而粮食和劳务又多到几十种，全国那么多的县，各有各的收成，你家种玉米，他家种红薯，这就涉及玉米和红薯之间的汇率，全国有几十种作物，光汇率换算就让人头大。
张居正直接简化流程，提出“一条鞭法”，简而言之不管你家种的是什么，所有杂七杂八的赋税全都用银子，也就是交钱。这个改革并不是张居正第一个人提出来的，但能推动的只有他。 因为其他人没有张居正强硬的后台背景。他是皇帝的干爹，小万历对他是又敬又怕;他同时深得万历之母李太后的信任，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朝野动荡”的情况下，李太后提拔张居正，稳定了政局;同时张居正本人又有军队BUFF加持，东北前线和西南前线两个军头，李成梁和戚继光，也都是张居正的小弟。
作为权倾朝野，风头两无的人物，这个活非张居正莫属。
顶风前行的阻力
即便是这样，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遇到的阻力依旧不小。
第一个阻力是贵族阶级。
张居正的改革对小老百姓是利好的，但是触犯了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条鞭法”在收取税收时，清丈了土地，使得赋税相对均匀，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这样就缓解了农民和土地的矛盾，却也直接让贵族阶级失去了从中牟利的机会。
第二个阻力是官僚阶级。
在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清楚，政策的执行在于高效的落实，改革的第二个关键是就是提升官僚队伍的办公能力，作为配套体系改革，他给官员们重新制定KPI考核机制，叫“考成法”，京官六年一次“京察”，地方官三年一次“大计”，通过登记记账的形式，给各级官员拉清单，考察完成事情的程度，这就好比一个朝九晚五的大公司突然宣布今天开始996，对于官僚阶级而言，除了不适应，还有满肚子的怨气。
第三个阻力是时间问题。
由于明朝党争频繁，政策缺乏持续性，很多时候并不是缺少好的政策，而是党派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一个政策无法很好的延续下去，而明代的财政也积贫积弱很久了，在嘉庆和隆庆年间已是如此，改革就像是治疗慢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高危病人，猛药除疴，有时候眼睛一闭一睁，病没过去，人却过去了。
公元1573年，张居正开始改革，1582年，张居正卒，67岁。激进派头目张居正一死，改革最后也被保守派所否定，大明就像回光返照的病人，盛开之后，也是只能逐渐衰亡。
第四个阻力是万历的态度。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关系不一般，是君臣亦像是父子，从小万历就对张居正言听计从，而张居正也从来没有让万历失望过，任何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小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望愈发迫切，对臣父张居正敬畏也逐渐演变成厌恶。这也是张居正死后，改革停止，张家抄家的直接原因。
尾声
从结局上看，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有利于民生，却触犯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短短的九年时间让大明短暂的辉煌，却没有让大明的辉煌延续，就在张居正死后60年，大明王朝依旧走向衰亡。
但值得回味的是，张居正死后，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大臣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虽然古老的帝国大厦最终仍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
但或许，能让人看到希望，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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