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爷”，是古代封建皇帝的专用称谓，王公贵族有时也被称为千岁。但是，作为一个太监，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九百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魏忠贤一人了。其实，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那就是将滔天权柄交给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这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其他大一统的王朝史上，可以说是独一份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那位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1581年，也就是万历皇帝19岁的时候，他在机缘巧合之下临幸了一位王姓宫女。本来，这事对万历帝来说，是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了。但对明帝国来说，却变成了一件涉及国本的大事。因为万历帝无子且皇后无生育能力，而这一次，王宫女却珠胎暗结了。封建王朝的皇位继承原则是这样的：“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第一句和第三句好理解，第二句话的意思是，无论皇帝有几个儿子，也不论这些儿子谁的能力最强，最终能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帝正妻，即皇后所生的儿子。如果皇后无子，就立长子。”也就是说，如果王宫女能生下儿子，将会继承万历帝的皇位。

　　不过，万历帝嫌这位宫女出身低，始终不愿承认。可惜，他忘了历代皇家的一条重要规矩：皇帝的起居饮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专人如实地记录下来。因此，万历帝临行王宫女这件事，也毫不例外地被史官记录在了《内起居注》里。人证物证俱在，面对母亲李太后的询问，万历帝无法狡辩，只能承认。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没有改变对王氏的鄙弃态度。这一点，反映在王氏之子，也就是万历帝的长子朱常洛出生之后。

　　按照古人的观点，王氏为大明王朝传宗接代，乃国之功臣。可是，万历帝却迟迟不愿敕封她。后来，在李太后的亲自过问下，万历帝这才举行了册封仪式。此后，直到1605年天启帝朱由校出生，王氏的名分再也没有晋升过。不仅如此，万历帝甚至还限制王氏的行动自由且长期不令其母子相见，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万历朝。没有强有力的庇护，皇长子朱常洛以及后来出生的皇长孙朱由校的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和王氏的冷漠待遇相反，万历帝对另一位妃嫔郑氏却宠爱有加。史料记载，郑氏万历九年入宫，十年即被万历帝封为淑嫔。到了十一年，又被册封为德妃。万历十二年，郑氏生育皇女，万历帝龙颜大悦，又将其晋升为贵妃。待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诞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帝又将其晋升为皇贵妃。就这样，仅仅四年时间，郑氏连升四级，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宫女，一跃成为地位显赫，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从形式上看，郑氏的地位不如皇后，但在实际上，万历帝对其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

　　郑氏的名位在恭妃之上，皇三子朱常洛的一应礼仪也堪比皇长子，这两个信号，极大地刺激了严格恪守祖制的朝中诸臣。他们很疑惑：万历帝莫不是要废长立幼?于是，首辅申时行立即草拟了一道名为《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的奏章呈给了万历帝。万历帝不依，乃借口皇长子身体虚弱，并以严厉的处罚手段，妄图阻止群臣谏争。群臣很有骨气，冒着罢官丧命的风险与万历帝誓死抗争。一来二去，这件事竟然一直僵持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最后，还是李太后出面交涉，才使万历帝违心就范。

　　也就在朱常洛被封为太子的同一天，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也被封为了福王。至此，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遂告一段落。不过，令群臣想不到的是，万历帝并没有让福王前往封地洛阳，而是让他继续待在京师。也就是说，明朝大臣们担心的易储之事仍有可能发生。于是，为防止朱常洵篡夺皇太子之位，群臣又以朱常洵就封为中心，和万历帝抗争了13年。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迫于群臣的压力，万历帝终令朱常洵就藩洛阳。

　　史料记载，万历三十一年，即1603年，万历帝曾一次性赏赐给朱常洵三十万两作为婚费。这个数字，远超万历帝当年的七万两婚费以及其兄朱常洛十余万两的婚费。此外，为了让福王有个舒适的安乐窝，万历帝还挤出了28万两白银为之修建了气势恢宏的洛阳府邸。到了朱常洵就国离京时，万历帝又拨给了他大量赏赐。据说，光运送物资的木船就达1172只。更惊人的还在后面：万历帝亲下谕旨，调拨良田2万顷给福王自行管业，也就是不向国家缴纳任何赋税。这样一来，佃户交租多少，全凭福王心情。明朝制度规定，藩王无诏不得出封地。因此，他只能派属官去催收。敲诈勒索，随即派生。不过，这是后话了。目前福王需要解决的第一要务，是如何凑足皇帝赐给他的良田。

　　明朝初年，为确保赋税收入，朱元璋曾对全国土地进行过多次丈量，得出耕地总计850万余顷。正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特别是成化之后，上自皇室宗亲，下至一般地主，都变本加厉地掠夺土地。到了明朝第九位皇帝弘治帝时，田亩总数竟锐减到了620余万顷。1573年，大学士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为挽救危亡，他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行田亩普查。万历六年，张居正主持的田亩清查结束，十三省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共得田亩701万顷。这年十一月，以此田亩数据为基础，张居正再次对全国土地进行了清丈。这一次，也是继洪武帝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田亩普查。至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又清查出144万顷土地。可好景不长。张居正死后，土地清丈的工作旋即停止。

　　后来，随着朝政日益混乱，昔日被打压的权贵故态复萌，土地兼并再度抬头且愈演愈烈，全国的肥田沃土又被剥夺殆尽。因此，到了福王就藩时，素称膏腴的河南，全省在册的好地仅剩下了1万余顷。也就是说，即便福王将其全部夺占，距2万之数也相差很远。无法，万历帝只能谕令从湖广调拨良田四千余顷，其余欠额由山东补足。前文已述，膏腴好地几乎被权贵盘剥殆尽。因此，湖广和山东等省的豪强联手抵制，竟让朱常洵束手无策。于是，朱常洵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万历帝爱子心切，也派出多批特使帮腔。一时间，搞得数省民怨沸腾。那么，这位明朝有史以来拥有最多土地的藩王会就此满足吗?没有!为了敛财，他又盯上了国家财政的大支柱：盐税。

　　1368年，明将徐达攻克元大都，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元残余势力退居漠北。他们不甘就此失国，故而经常南下扰边。为了消除隐患，朱元璋曾四次下令北伐，明成祖朱棣也曾五次北征，但都未能将其彻底铲除。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只能调派大量精锐在数千里的边防线上驻防。于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就此形成。中国北部少耕地，纵然实行了军屯，也难以满足军粮所需。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朱元璋推行起了“开中法”，即鼓励商人运送粮食、铁、布匹、茶叶、马匹等到边塞，然后封疆大吏再根据物资的多少、路程的远近，换给商人能支取多少食盐的“盐引”。拿着盐引，商人就可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然后再将食盐运送到指定的区域进行销售。

　　我们知道，食盐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盐引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利益。明朝的制度规定：亲王每年可支取食盐200引。比照洪武四年制定的中盐例，这200引盐相当于4万斤的量。朱常洵就国后，违背祖制，要求万历帝将数量增加到了1300引。这么多食盐，福王和王府的僚属们根本用不了。怎么办呢?福王有盘算，即再次奏请万历帝：希望准许他自行包揽倒卖。万历帝更是干脆，直接一步到位。谕旨曰，“非王肆所出不得鬻”。就是说，除王府店铺或从王府店铺批发的，一律不得自行买卖食盐。就这样，垄断食盐买卖的福王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受此所累，洛阳以及附近的盐商运盐的积极性一落千丈，边塞的粮食亦因此一度紧张。

　　老实说，若是在明中期，福王拿着这笔财富逍遥到老是没问题的。但是，福王却生在了明朝末期。更不幸的是，盯上福王这棵摇钱树的还是明末义军最大的魁首：李自成。史料记载，李自成攻打洛阳是在1641年。当时，多年征战的明王朝能用的精锐部队还剩下两大支。一是洪承畴率领的辽东边军，二是杨嗣昌率领的平叛军。前者正奉命开往锦州与清军对峙，后者正四处围剿张献忠。也就是说，眼下福王能依靠，就只有洛阳的守军了。可福王爱财如命，始终不愿掏钱犒军。士卒闻讯，皆愤恨大呼，“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于是，军心即刻瓦解，一座固若金汤的洛阳城守了不到一天便被义军攻破。福王呢?在一开始，他在奴仆的保护下，顺利逃出了洛阳城。但是，长期的养尊处优，让福王朱常洵养成了三百余斤的体重。还没走多久，便累得寸步难行。这时，附近的饥民，也发现了这个显眼的目标。是啊!在这个连年饥馑的年代，能养就如此体重者，除了达官贵人又有谁呢?于是，义军的追击部队得报后，迅速将其生擒。

　　对于福王的下场，《明史》说他是被乱兵所杀。但出于对福王的愤恨，人们却多愿相信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在他的作品《流寇志》中写的那样：李自成等义军为庆贺胜利，专门举办了一场酒宴。宴会上，义军将福王斩杀，然后将他的尸体和鹿肉混杂，并名之曰“福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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