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帝王往往祭祀前代贡献突出的皇帝。对于唐朝皇帝而言，明朝皇帝祭祀李渊、李世民、唐宪宗李纯和唐宣宗李忱。而清朝皇帝祭祀李渊、李世民和唐宣宗李忱。
在明清两朝共同祭祀的唐朝皇帝中，除了历史知名度很高的开国皇帝李渊和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后世评价极高的“天可汗”李世民，唐宣宗李忱无疑是一位值得历史爱好者关注的帝王。
除了享受明清两朝皇帝祭祀数百年这个“超规格”待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对唐宣宗高度评价“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李忱到底做了哪些贡献，以至于和李渊、李世民一起被明清帝王祭祀数百年，还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为“小太宗”呢?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在政治上，唐宣宗李忱巩固皇权，压制宦官。整顿吏治，严格执法。
宦官专政是中晚唐政治的“恶性肿瘤”，唐宪宗和唐敬宗两位帝王就是被宦官杀害的。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欲从宦官仇士良手里夺回大权。公元835年，27岁的李昂默许大臣发动诛杀宦官的甘露之变。最终，李昂被仇士良软禁，甘露事变以皇帝的失败而告终。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嚣张到极致。李昂感叹自己被仇士良彻底架空，“不如汉献帝”。李昂驾崩后，仇士良拥戴李昂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登基。李炎是中晚唐少有的，能压制宦官的帝王。在李炎和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朝廷大权收归皇帝和宰相手中，仇士良被赶出皇宫。中晚唐尾大不掉的宦官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唐武宗驾崩后，宦官马元贽拥立李忱登基。由于唐武宗在位时期压制宦官取得明显成效，虽然宦官还能拥立皇帝登基，但在唐武宗到唐宣宗两朝，宦官再也不能像唐文宗时期那样对皇帝趾高气昂了。登基后的唐宣宗还学习其侄子唐武宗，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宦官权力，巩固皇权。
唐宣宗是如何限制宦官呢?宦官马元贽为拥戴唐宣宗登基立了大功，唐宣宗表面上奖赏马元贽，给马元贽赏赐了犀带。宰相马植和马元贽关系不错，马元贽把犀带赠给了马植。有一次上朝，唐宣宗看到了马植身上带着他送给马元贽的犀带，唐宣宗唯恐宰相和宦官交往威胁皇权，就严厉询问马植犀带是怎么来的。马植只好说出实情，唐宣宗下诏把马植贬官。这样一来，唐宣宗就在客观上限制了大臣和宦官之间交往过甚，对皇权构成威胁。
除了巩固皇权，压制宦官，李忱还在吏治方面有所作为。
李忱整顿吏治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限制高级官员的人数。
鉴于前朝高级官员数量太多的弊端，李忱对高官人数予以严格限制。
如何界定唐朝的高官?唐高宗时期，朝廷对官员品级和衣服颜色予以严格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品官员穿深红色衣服，五品官员穿浅红色衣服，六品官员穿深绿色衣服，七品官员穿浅绿色衣服，八品官员穿绿色衣服，九品官员穿青色衣服。身穿紫色、深红色和浅红色衣服的官员就是唐朝的高官。
李忱采用限制赏赐紫、红两种颜色衣服的办法，对高官人数予以了严格限制。李忱时期规定：官员没有政绩就不能授予紫色、红色的衣服，不能成为五品以上的高官。李忱用这种举措告诫官员，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政绩突出，皇帝自然会赏赐有功之臣。
其次严格考察地方官吏。
李忱知道，地方官吏和老百姓走得最近，地方官吏好坏关乎大唐的民心向背。为了加强考核，李忱规定：所有备选的地方官员到任前必须接受皇帝的亲自询问考核，通过考核，皇帝就能了解其施政纲领是否有悖于国家法律和朝廷政策。对于不合格的备选地方官，皇帝不允许其到地方任职。有了皇帝的亲自把关，朝廷就能选择更多的优秀地方官到地方造福于民。
为了掌握地方官的执政动态，李忱还让韦澳将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民生利弊编了一本书，名叫《处分语》。有了《处分语》这本书，李忱身在皇宫，就能了解地方官员执政的好坏。即便地方官员向李忱撒谎，看了《处分语》的李忱也不会相信地方官员的谎言。
李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保证了地方的执政能力。限制高官人数和严格地方官吏考察等办法是李忱造就“大中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忱执法很严格，《资治通鉴》记载，有个乐工叫罗程，经常给李忱演奏音乐，其才华颇受李忱重视。有一次，罗程因杀人罪被关进监狱，其他乐工给李忱求情，希望李忱能放过罗程。李忱说“你们可惜其才艺，而朕要在乎国家的法律。”随下诏将罗程判处死刑。
第二，从善如流。这是李忱最像李世民的地方，也是李忱造就“大中之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皇帝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其言行关乎社稷兴衰。一个皇帝能允许大臣提意见监督自己，并虚心听取大臣意见而改正自己不对的地方，这个皇帝就离开创盛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唐太宗李世民从善如流，允许大臣讲真话，开创了震古烁今的贞观之治。唐宣宗李忱也是如此。
李忱允许官员在国家大事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是谏官提意见，还是门下省驳回皇帝不合理的圣旨，李忱都会顺从。对于大臣在奏章上写的建议，李忱也认真阅读。而且，为了体现自己从善如流的态度，李忱重用魏征的后裔魏谟。魏谟给李忱提意见，甚至提出很尖锐的意见，李忱都会虚心听取。李忱常常说“魏谟有他祖先魏征的影子，朕很重用他。”
正因为李忱愿意听取魏谟等大臣提出的意见，做到君臣互信同心，唐朝能在李忱治理下出现中兴曙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在武功和对外关系上，李忱可圈可点。
公元847年五月，张仲武率领唐军打败北狄，取得了继唐武宗打败回鹘汗国后，晚唐对外战争的又一次胜利。公元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推翻吐蕃统治。经过数年激战，河西地区重新回到中原王朝的手里。公元859年十一月，李忱下诏，封张议潮为节度使，统治河西十一州。这是晚唐军事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除了收复河西，打败北狄。李忱时期的唐军还打败了安南的挑衅，安抚党项民众，巩固祖国西北边陲的安定。
在对外关系上，李忱积极搞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现“盛唐外交”。公元848年，日本国王子入长安朝贡送礼，李忱向日本国还礼。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入唐求法。公元856年，安西回纥可汗派人入朝上贡。公元858年，李忱册封渤海国王。
当然，如果没有李忱时期唐军对外战争的胜利，李忱在位期间的唐朝外交或许是另一番光景。
通过以上的成就，我们就能看出，唐宣宗李忱的内外成就在中晚唐皇帝中是相当出色的。由于李忱从善如流，其被称为“小太宗”无可厚非。正因为李忱出色的执政能力，他和唐高祖、唐太宗一起，被明清帝王祭祀数百年。在中晚唐各种矛盾日益增加的前提下，李忱能取得“大中之治”的成就，足以见得李忱的执政能力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李忱执政也有他的弊端。由于李忱是唐宪宗的十三子，以皇太叔的身份登基称帝。李忱登基后就对自己侄子，唐武宗李炎重用的能臣李德裕不太信任，将李德裕驱逐出朝堂。李忱废除李炎的灭佛之策，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经济的负担。如果李忱能继续重用李德裕，沿用李炎时期的灭佛之策，大中之治或许就好上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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