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特别是北宋，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此时欧洲的最大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北宋时东京(今河南开封)、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今河北大名)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宋朝人很有钱，过着从容自在的生活。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朝宰相、枢密使等高官，每月俸禄为300贯，折合成今天的价值最少也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基层公务员每月也有万元以上。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文化高度繁荣。而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朝的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与商业化。北宋初期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和品种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可以从事制造业、手工业、商业等其它行业。加上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北宋大臣司马光曾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袜。

　　既然世人都说宋朝如此富有，如此美好，为什么还出现《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还会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说到北宋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他在位二十六年(1100年—1126年初)，是宋朝第八位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最不适合当皇帝。宋徽宗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在军事上好大喜功，在政治上重用奸臣，把北宋的大好江山短短20多年就给葬送了。

　　宋徽宗以前的皇帝都是非常节俭的，比如当了42年皇帝的宋仁宗，有一次批阅奏章到很晚，饿了想吃烤羊肉，交代下去之后又后悔了，说不用准备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烤羊肉要很长时间，而御膳房知道皇帝可能晚上要吃烤羊肉，会每天杀一只羊烤了，无论皇帝吃还是不吃都要提前准备，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就不吃了。宋仁宗就节俭自律到这种程度。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几年，还比较勤政爱民，那时，天下太平无事，一派繁华的景象。

　　然而宋徽宗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的吹捧蛊惑下，生活日渐奢靡，大兴“花石纲”，竟至搜刮天下，导致民怨沸腾，国力困竭，成为激起方腊造反的重要原因，包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但比方腊的造反规模要小。

　　在宋太祖看来，“民间如果富裕，那么兵反民不反。如果民间穷苦，那么民反兵不反。”就是说宋朝自开国皇帝，就对农民之所以会造反的原因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百姓的生活富裕，是不会造反的，之所以造反，就是生活过不下去了。

　　宋朝在民与兵之间采用了一种有特色的募兵制度。宋朝百姓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官军都是雇佣军，每个士兵都有军饷，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而当某个地方发生饥荒灾祸时，宋朝就会在该地区加大募兵力度，征召饥民入伍，并可以带家属随军，解决了饥民的吃饭问题，也就没有必要造反。

　　虽然这样也造成了宋朝军队多而不精，即是所谓的“冗兵”，并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供养军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确实得以快速解决了饥民的生活问题。

　　基于同样的思路，对于造反，宋朝政府常常采取招安的方式解决。把叛军直接转为官军，给头目官职，给队伍发饷，朝廷付出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打仗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并可以派这些人镇压流寇，还能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稳固统治。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民变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

　　以上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从造反者的角度来说，宋朝百姓要造反，难度是比较小的，好处比较大。因为北宋在军事上实施的是“强干弱枝”之策，强大的禁军都是驻扎在都城附近，从而导致地方的兵力十分虚弱。所以农民造反很容易爆发起来。而爆发起来之后，也有招安一步可以走，民变首领由贼成为了“官”，对于没有什么追求的流寇来说，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捷径。就象宋江的这个造反队伍，就是被招安的。

　　宋朝甚至有一句名言：“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鸡肋编》)

　　当然有些造反队伍是不能招安的， 比如方腊的造反。

　　史载方腊是浙江青溪经营油漆的一个漆园主，因对当时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官吏的横征暴敛不堪其扰，于宣和二年(1120年)起事，他为人豪爽，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很多人追随他。方腊起义利用了摩尼教，他自号“圣公”，与宋朝分庭抗礼。尽管方腊之乱持续时间只半年左右，但是《续资治通鉴》记载，“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

　　所以虽然方腊起义是由宋徽宗和一众奸臣的责任，弄得民不聊生而起，然而方腊却杀害平民二百万，劫掠奸淫妇女，祸害极大，至少可以说后来完全是祸害百姓的匪贼强盗，并不值得同情。

　　历来民变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难成气候的。宋代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可谓是仁至义尽，重文轻武、不杀大臣、高薪厚禄、科举取士。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理由参与到造反中来呢?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造反也就是流寇强盗之类，成不了气候。象梁山好汉的总头领宋江也只不过是一个县衙里写文书的白领而已，比起人才济济的大宋朝廷中的文人，级别是最低最低的。

　　徭役一直以来都是民变的导火索之一。对广大农民来说徭役确实比较痛苦，完全是免费劳动力。宋朝鉴于这种情况，采用了独特的“厢军”来减轻成年劳动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谓“厢军”虽然是军队编制，但从来不进行作战，打仗都交给了“禁军”，厢军平时就负责修筑、运输之类的杂货。当然，其兵员素质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军淘汰的人。《水浒传》里林冲发配去的牢城营就是厢军。

　　宋朝对土地控制其实是比较松的，并不反对兼并，农民流动性大，选择多，无需在一个地方绑死。另外土地商品化也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饥荒出现的次数大大减少。再加上宋朝整体上十分富有，惠及百姓的福利制度也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虽然《宋史》记载的农民造反次数不少，一说为历代之最，但因为《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史书，史料最多编纂质量又差，可以说比其它朝代的统计起点低，有些民变的规模小得只记了一个“乱”字就做了数。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宋朝的民变数量真是未必那么突出。 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宋朝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造反。造反基本上出不了一省之地，稍稍成点气候就被灭了，或者被招安了;对大宋江山完全没有构成过实质的威胁。

　　其它朝代，无论是明朝、唐朝、汉朝，在国家灭亡的时候，都有农民起义参与进来，对这个垂危的朝代轮番夹攻。可是，无论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末年，农民造反不但没有对朝廷参与夹攻，而且还积极行动起来，抗击金国和蒙古外族入侵，维护赵家天下，保卫大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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