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屠城，都不是一种失控行为，而往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行动。其主要目的，是摧毁被侵略者的抵抗意志。
而对在中国大肆屠城的侵略者来说，那甚至不仅仅是报复，而是借鉴历史的“成功经验”。
诸如侵华日军，就是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做出的有预谋屠城。
在发动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军国者认为，对汉民族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对此，他们很容易找到依据——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中国，对南方汉民族展开疯狂屠杀。他们在抵抗猛烈的蜀地曾创造“空城”记录，在成都大屠杀中，一次就杀死汉人一百四十万。(注：此记录源自元人历史笔记《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就这样，蒙古铁骑以屠城的方式征服了汉民族，在中国地面上，建立蒙元帝国。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人沿用了这一做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一场场屠杀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他们用屠杀征服汉民族，逼汉人剃发。之后，被征服后的汉人，逐渐习惯了女真人的强加辫子，乃至清末革命起，革命党要剪辫子时，有些汉人竟因辫子被剪而自杀发疯。
于是，认准此道的后继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汉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当“屠杀”与“征服”划上等号，那么屠杀就成为“战功”。把中国人杀服了，不仅我们是日本的英雄，而且被征服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人也像崇拜征服他们的游牧民族首领一样，会拿咱们当“英雄”——怀揣着这样的征服观，南京城里的日军开始大开杀戒。
在这场大屠杀中，日本下层军官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立功心切”。其中有两个下层军官的表现，引世人瞠目。那是同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他们在中国南京的这场大屠杀中，做出了“魔兽级”表现：一人杀了105，另一个杀了106，其“赫赫战功”登上了东京主流报纸《日日新闻》。
在解释杀人动机时，向井敏明坦陈：“颂扬武功，以博女界之羡慕，期能获得佳偶。”杀中国人“建战功”，可以博得本国女性青睐，回国讨个好老婆。
在后来被南京军事法庭处死时，此魔兽站立不跪，还在最后遗言写下“我视死为天命，将日本男儿堂堂之躯化为中国之土”。俨然，自视为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
现存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有不少来自日本兵的战时日记，这些战时日记虽然偶有个人悲悯，但从军人角度上说，他们对这场屠杀大多并不后悔，甚至理由很充分，就像著名的《东史郎日记》所写的那样：
“中国人抵抗了，那我们就非得打下去不可，就这么回事。没人觉得懊悔，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理由充分，又有 “历史经验”，所以他们对屠杀中国人没有丝毫负罪感。用他们的话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剁死一条鱼，宰掉一头猪。
亲历南京屠杀的岩川达夫，在《有血有肉的大兵》中就这样写到：
“杀掉敌方士兵，对笠原军曹而言，和剖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
《东史郎日记》更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而最令屠夫得意的，是被屠者的表现，大多选择不反抗而跪着等死。
在大屠杀的日记中，“引颈就戮”的记录太多了，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几个侵略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从古至今，中国的一些国学家总是在讲：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讲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不提倡“硬碰硬”。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血性为代价吗?中国道家推崇阴柔功夫，盛赞舌头的不朽，但没有牙齿的口腔，徒有舌头又能干什么呢?当“和文化”异化为“雌化”，汉魂失去了“铁”和“血”，则华夏民族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如何能令独夫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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