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晚期虽然昏庸腐朽，但是却有几位老臣忠心为国，才让清王朝不至于轰然崩塌，其中曾国藩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曾国藩是著名的“中兴大臣”，几乎以一己之力，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于风雨飘摇之中挽救大清王朝于既倒。
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人物，满清的皇帝却始终以满汉分野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小心地提防着他，不想让他尾大不掉、独居大功。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随即，曾国藩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结果咸丰帝气得将奏折掷于地上。
随即曾国藩生母去世，他丁忧回籍。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圣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他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以湖南同乡为主，按照戚继光的办法，组成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为湘军。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一举攻克太平军占据的湖北省会武昌，名声大震，咸丰帝闻讯极为高兴，打算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谓“不意曾某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不料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也是汉人)却在一旁小心提醒咸丰皇帝：“曾某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其实是想说，曾国藩居然能一呼百应对付太平军，万一他要造反怎么办?
果然，咸丰帝立即醒悟过来，默然变色，随即把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的谕令收回来，仅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的空头虚衔。
此后的六、七年时间，曾国藩皆“不获大行其志”，没有办法直接出任某一省份的总督或者巡抚，从而也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稳固的大后方。
直到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经过大臣肃顺的大力推荐，曾国藩才得以出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
对于清廷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复，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看得极为清楚：“迨文宗(指咸丰皇帝)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就是说，但凡有一点其他的办法可想，有稍微合适一点的人可以启用，曾国藩就不可能受到重用。
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平民展开屠杀，当时的南京城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咸恨湘军，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随后，朝廷仅加封曾国藩为一等侯爵，他的弟弟曾国荃为一等伯爵。试想，如果换成了满族人有此等功劳，即使不封王，至少也会加封公爵的。
即便如此，清廷还是对曾国藩小心提防。为了打击曾国藩的势力，清廷人为制造了他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矛盾，并达到了离间关系，让他们这些汉人官僚彼此监督制衡。
曾国藩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他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故而他很早就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
不过，当他打下南京后，就因功劳居首，受到满族正白旗出身的湖广总督官文攻击，曾国藩被迫迅速裁撤湘军25000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受到连累。曾国荃因为得罪了官文，一个月内几次受到慈禧太后的严厉斥责，当时京城大小官员的舆论也出奇一致，都认为曾国荃是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所谓“打狗还须看主人”，对曾国荃的攻击，背后的真正目标是谁一目了然。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被调离了他的势力大本营江南地区。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曾国藩处理非常棘手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但朝廷仍然坚持。曾国藩收到命令后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
曾国藩在交涉时，对西方列强做出了很多让步，导致全国舆论大哗，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所以有人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通过曾国藩的遭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的满汉一体、各民族平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可千万不要相信，不然一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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