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溥仪，早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权，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妄图复辟大清王朝，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人也用好奇而戏谑的字眼，将这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通过《时代》杂志呈现了出来。

　　对于溥仪的处境。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

　　19世纪中叶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从新英格兰坐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片离他们最远的土地上有着如此多的文化异象：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奇怪的戏曲服饰，繁复的礼仪和规矩……“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写道。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男人们已经剪掉了辫子，女人们也扔掉了裹脚布，很多规矩被打破了，外国人成为这里规矩的制定者。可是还有一个人，在美国人眼里是那么的“异象”，依旧是唤起他们好奇和同情的典型代表。这个人就是溥仪，美国人叫他“亨利·溥仪”。

　　1934年3月5日和1936年2月24日，溥仪两次登上《时代》封面。

　　在1934年3月5日那篇名为《兰花皇帝》的封面文章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画了这位末代帝王在近期的异象场景：“上周，木匠已经仿照北平天坛的样子搭建了一个小复制品，以及大典时用的台阶。还准备了雕有龙和兰花黑檀木宝座。裁缝们在龙袍上绣上了皇家专用的黄色，宝石工匠雕琢出了如意和玉权杖。观天象的说，到时候温度可能会低到零下20度左右，所以登基庆典要从日出后开始，一直进行到中午。亨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穿龙袍、拜祖宗画像，然后接受官员的朝拜。戴着蘑菇样的有红流苏的帽子、衣服鲜艳花哨的传统乐队，将演奏48面锣鼓，用玉锤敲击八根长长的硬木条，24支唢呐声音洪亮，直冲云霄。”溥仪这是又一次要登基做皇帝了。就像《时代》的这篇文章中写到的，“只有28岁的溥仪，对皇冠却并不陌生”。

　　溥仪姓爱新觉罗，1906年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光绪皇帝的侄子，醇亲王载沣的儿子。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一天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辛亥革命后，按袁世凯拟定的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并“暂居宫禁”，因而溥仪退位后，故宫内除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划归民国外，其余地方仍归清皇室所有。溥仪退位后念念不忘复辟，1917年7月1日，他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宣布复辟，又一次当上了皇帝。

　　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7月7日，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宫中投下三枚炸弹，按照《时代》上的说法，这是中国的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宫中的太妃们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吓得惊叫，太监们更为惊慌，乱成一团。在廊坊击败张勋的“辫子军”后，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与张勋的军队展开战斗，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内。溥仪看着他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的退位诏书，失声痛哭。这年溥仪11岁。历时12天的张勋兵变、溥仪复辟的闹剧结束。

　　可是更令这位曾经的“帝王之尊”辛酸的日子还在后面。溥仪复辟让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留溥仪在宫中，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旧皇宫成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民国的各派势力争权掠地正忙得不可开交，哪容得这个前朝逊帝再来添乱?于是1924年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冯玉祥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11月5日，正式下令将溥仪等驱逐出宫，废除帝号。溥仪等成为中华民国普通国民。

　　“逼宫事件”来得突然，溥仪毫无准备。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限定溥仪等要在2小时内全部搬离紫禁城。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他想找庄士敦、找醇亲王商量，但电话已被切断。这时隆裕太后已死，两位太妃死活不肯走。载沣进宫，也没有主意。鹿钟麟极力催促，声言时限已到，如果逾时不搬，外面就要开炮。王公大臣要求宽限时间，以便入告，尽快决定。鹿钟麟对军警说：“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20分钟!”内务府大臣绍英入告溥仪，限20分钟，否则要开炮。溥仪在修正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决定出宫。溥仪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宝玺。当日下午4时10分，溥仪乘坐汽车在鹿钟麟的护送下直奔溥仪当年的出生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北府。十六年前，不到3岁的溥仪刚坐上紫禁城里的龙椅时，哭闹着对父亲载沣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十六年后，真的回家了，车里的少年溥仪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紫禁城，复杂的心情又该如何名状……

　　在醇亲王府北府住了一段时日后，在日本人的百般劝诱下，溥仪先是躲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又由日本便衣警员护送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在天津蛰伏了一段时间后，1927年，溥仪又出现在媒体面前，并接受了《时代》记者的采访。那次采访中他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除了政局的混乱、背叛、贿赂、战争以及人民所承受的越来越多的苦难外，就没有其他的了。这些都是那些腐败的将军们造成的。他们遍布各地，进攻，撤退，再进攻——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只是为了他们个人”。他还满怀憧憬地说道：“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好皇帝要为人民着想，会是人民的好父亲。我的能力和智慧还不能担当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一定是一位比我伟大的人。”

　　尚且不论后来者是否伟大，这个时候的溥仪却在不停地干着一件件傻事来证明他的不伟大。随着日军侵华阴谋的渐渐成形，他们也加紧了对溥仪的拉拢和扶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1月2日，侵华日军间谍头目土肥原夜访溥仪，说明日军在东北只是反对张学良，对满洲没有领土野心。溥仪表示接受土肥原的建议，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张学良非常愤怒，11月6日晚6点，“张往溥仪居住的静园送了一篮水果，里面藏了炸弹。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让他清醒”(张学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语)，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溥仪的安全感的丧失，四天后，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以溥仪为“执政”，以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1934年3月，日本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年号“大同”为“康德”。

　　可是在日本人如影随形的监视和细微入毫的掌控下，溥仪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

　　溥仪充当伪满洲国皇帝时的宫殿位于长春市的东北角，是现在长春最有名的旅游景点。这里的一切都经过了日本人精心的安排。整个伪皇宫为日本关东军设计建造，以日本和西洋建筑风格为主。加入了些许中国传统风格，也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而作的寥寥草笔。在宫殿里随处可见的伪满洲国的“国徽”，是由代表东北的高粱花、代表日本的菊花、代表伪满的兰花组成的“兰花御纹徽”。在这座宫殿里，勤民殿相当于当年紫禁城里的金銮殿，是溥仪当年处理政务、办公的地方。当伪满皇帝的初期，溥仪还算勤政，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批办的奏折、文件不仅是日本人拟好的，更有很多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时，他的热情陡然下降。从那以后，溥仪基本上不进这个书房了。那以后的溥仪，在所有“圣旨”和“奏折”上，留下的全部是“知道了”、“可以”这样的词句。李茂杰在《东北十四年沦陷史》中说：“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除了政治上的控制，日本关东军还对溥仪的生活和精神无所不控。14年里有10年，溥仪都是与一个日本人一起度过的，他就是“帝室御用挂”吉岗安直。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

　　在精神上，溥仪必须每天定时观看日本影片;定期祭拜伪皇宫东南角的“建国神庙”，里面是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神体的法器;在同德殿叩拜厅，表面上君臣是向溥仪参拜，实际参拜的却是日本“天皇”，因为方向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而是坐东朝西。按照日本人的想法，东方是日本天皇所在。甚至溥仪每一次剪发，都要由日本人负责。

　　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他们向溥仪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看了看身边坐着的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后，溥仪老老实实按照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1934年《时代》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作者也不无感叹地写道：“如果他自己能决定的话，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利奥波特三世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在十年前中国没有给他分文并抛弃他后，是日本选择了他。日本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来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他这个眼睛深凹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用皇家宫廷的壮丽吸引着满洲农民的目光。”

　　就像费正清说的，所有的好奇最终成了同情。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溥仪的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者那个代理人手里的一个工具。”可是当时的溥仪却没有这样认为。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人的一份子，而不单单只是一个满族人。他所建立的满洲帝国，并不是大清国的一部分，却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在他眼中俨然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在他的眼中，是没有“汉奸”这个概念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满人，根本与“汉”无关。

　　所以当1936年2月24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溥仪就已经是与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以及蒋介石同时出现了。封面文章的背景是 1936年新年伊始日军与苏军在中蒙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满洲帝国”在这次冲突中显然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出现，就连封面照片上溥仪的衣着服饰都与日本天皇的有些神似。

　　1936年，在今天看来就是大战开始的前夜了。那一年的苏联，正担心着陷入对德对日两线作战的局面。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英美希望推动日本北进苏联，同时确保自己在中国内地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姑息忍让。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时，也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盛行之际。无论是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西班牙内战等国际事变中，美国都奉行中立政策。

　　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同情日本，说他“始终反对任何制裁”。第二年的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同时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美国关于满洲事变的照会”。照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仅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态度。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有损于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有损于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这个照会虽对日本进行了政治上的谴责，但次日美国又发表对该照会的解释，表明美国毫无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利和任何事件的解决方法。正是英美的绥靖政策使日本顺利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并敢于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仍奉行被美国学者莫里森也斥为“灾难性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为了争取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合作，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1932年到1936年，美国对日本输出的石油和废铁废钢比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

　　费正清曾经精辟地分析过美国政客的中国观，他认为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在美国人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与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他们政策的错乱，形成了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主义战略的对立。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却不愿意为道义而同日本作战。美国拒绝承认满洲国，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所以我们在1936年《时代》的这篇文章里看到的也大抵是这样的矛盾：作者讽刺苏联害怕遭到德日两面夹击而不敢帮助中国并在外蒙古大做文章，可美国自己也仅仅只扮演了“道德观察员”的角色;美国在外交上没有承认“满洲国”，可在《时代》的国际新闻部分，“满洲国”的新闻已经与中国的相区别，被单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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