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学多种多样，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西汉文学除了辞赋诗歌外，还有政论文和传记，它们承前启后，比如汉赋上承楚辞余绪，统治汉代文坛四百年;而富有生命力的乐府民歌，为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传记文学家，其著作更是涉及多种文学体裁，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传记文学体裁的标准。

　　辞赋本来是战国时代南方楚国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汉朝统一后，这种文学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被广泛采用，因而汉代早期的辞赋受楚辞的影响，在形式上还保留着“骚体”，内容上也多是抒发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

　　贾谊(公元前201-公元前169年)就是汉初创作辞赋的佼佼者，他二十余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又迁为太中大夫，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可惜却遭到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感怀自己的遭遇，想到屈原也是被谗言所迫而遭放逐，乃作了《吊屈原赋》，赋中以屈原的身世遭遇，自比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此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原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贾谊在长沙期间，还作了《鹏鸟赋》，赋里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贾谊还是政论文的佼佼者，代表作为我们熟悉的《过秦论》。

　　枚乘(约前210年-约前138年)是西汉初期除了贾谊外最重要的赋家，他主要活动于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它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该赋的讽喻性很鲜明，指出楚太子的病因是奢靡寻乐过度，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有圣人的“要言妙道”才能治好他的病。

　　《七发》对楚辞多有借鉴，融会了屈原代表作《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而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

　　枚乘所作的《七发》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奠定了典型汉大赋的基础，又是“七体”的开首之作，并为后世所沿习。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发展到鼎盛阶段，再加上汉武帝也极为喜爱辞赋，因而汉赋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像司马相如一代汉赋名家。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

　　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而去职。后来客居于梁时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并为梁孝王刘武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该赋词藻富丽，结构宏大，司马相如一时声名鹊起。

　　汉武帝也对《子虚赋》极为欣赏，初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后得知竟然是寓居于蜀地的司马相如所作，急诏入京。

　　司马相如觐见汉武帝时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做一篇天子打猎的赋。”

　　司马相如遂又创作了一篇与《子虚赋》相衔接的《上林赋》。此赋规模宏大，辞汇丰富，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同时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司马相如一生留赋29篇，《子虚赋》和《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后来还为了迎合汉武帝求仙的愿望，又作了一篇《大人赋》，汉武帝阅后很高兴，竟有“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

　　与汉赋体裁截然相反的，则是民歌，它反映了社会现实情况，类似于民间流传的歌谣，或者反映现实生活，或者讽刺贵族阶级，表达了人民爱憎的思想感情。与汉赋堆砌辞藻、文字艰深难懂相比，民歌具有通俗易懂，情调清新真挚的特点。

　　汉武帝时期，设立了一个专管音乐的“乐府”机构，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乐府的工作，乐府主要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间歌谣。

　　朝廷典礼时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所创作的，而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则主要是那些从民间搜集来的歌谣，后经人整理，这些歌谣被称为《乐府民歌》(亦称《乐府诗集》)。

　　《乐府民歌》代表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并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汉代《乐府民歌》的佳作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歌行》、《羽林郎》、《十五从军征》、《上邪》等等。

　　汉代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

　　而且，五言诗也是在汉代产生的，比如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都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成为魏晋南北朝时诗歌的主要形式。

　　汉代文学除了辞赋和诗歌外，还有始创于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其恢弘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史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又注重人物性格形象化的刻画，既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社会生活，又有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具有立体感的历史画卷。

　　《史记》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限于史学方面，它的写作方法以及体例内容，对于我国古代小说、散文、戏剧的影响也非常大。

　　从唐代的传奇小说到明、清的短篇小说以至于长篇巨制，它们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描写手法上，乃至在情节安排和语言的运用上，都有《史记》影响的痕迹。

　　《史记》对后来的散文家的影响也巨大，《史记》在语言上务求简洁，即使它在引用战国以前的古书时，也都是把古奥的语言译成当时浅近的语言。唐宋以后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对繁缛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往往以《史记》为标举。

　　总的来说，汉朝作为继秦朝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强盛外，在文学上也是我国古代文学上的一个繁荣期，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多种体裁的多种优秀作品，深入影响到了后代的文学创作，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有承于汉代的文学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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