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刘濞执意发起吴楚七国之乱的动因是什么?依仗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西汉初年，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做枚乘，他当时在吴王刘濞府中担任郎中。作为当时地方上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刘濞的野心很大，且对朝廷素来心怀怨恨，暗中图谋叛乱。
汉景帝时期，任命了富有才能的政治家晁错为御史大夫，主张削减各诸侯国的领地，加强中央的权力和威信，巩固国家的统一。而刘濞在看到了一些诸侯王纷纷被削减了领地之后，知道自己也在所难免，于是联络楚、赵、胶西、胶东等国的诸侯王联合策划叛乱。此时，枚乘清醒地看到刘濞阴谋反叛的祸患，于是在其野心尚未彻底暴露的情况下，通过暗喻的方式写下了《上书谏吴王》，对刘濞进行劝谏。
在谏书中，枚乘直言“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於累卵，难於上天;变所欲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通过“危如累卵”和“安如泰山”两种情形的巨大差异来提醒吴王。不过，刘濞并未理睬枚乘，反而加紧了阴谋活动。于是枚乘只得离开吴王，来到梁孝王刘武府中做了宾客。
公元前154年，刘濞与一众诸侯王以“清君侧、杀晁错”为旗号，起兵反叛，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汉军节节败退。于是，为了换取叛军退兵，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等人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东市。这时，枚乘又写了《上书重谏吴王》，规劝刘濞见好就收、罢兵和谈。只是此时叛军阵营误以为景帝软弱，故而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刘濞还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眼见局势危急，景帝最终下定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汉军在大将周亚夫和梁王刘武的率领下，打败了吴楚等诸侯叛军。七王之中，吴王刘濞逃至东越被杀，楚王刘戊溃败后自杀，胶西王和赵王城破自杀，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伏法被诛。另外，济北王刘志虽被胁迫参与叛乱，但后来坚守不出，所以赦而未杀;齐王刘将闾虽为朝廷守城有功，但因曾拟夺帝位，亦数次与反王通谋，首鼠两端，故而战后被迫自杀。这场叛乱仅仅三个多月就彻底失败了，枚乘也因写了《上书谏吴王》，具有远见卓知而名声大振，并被景帝征召进京做官只不过，此时的枚乘垂垂老矣，还没到京城就已经死于途中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枚乘在谏书中向吴王刘濞清晰的指明了反叛的祸患，那么刘濞为何依旧执迷不悟呢?这其实需要从刘濞的人物关系和吴国的基本状况说起。早年间，刘邦为了管理远方的地盘，曾分封众多追随自己讨伐项羽的异姓王。后来为了加强中央统治，他先后铲除了八个异姓王中的七个，其中尤其以淮南王英布最为凶悍。彼时年方20的刘濞正在跟随刘邦讨伐英布的队伍里。由于战前英布曾把荆王刘贾杀了，而当时刘邦的儿子们尚且年幼，于是安抚刘贾地盘的差事就落到了刘濞的头上。
自此以后，刘濞开始对自己的地盘进行非常细致的管理，并利用铜矿和海盐资源丰富的条件，大肆收拢劳力铸造钱币、煮盐贩卖，促使整个吴国变得非常富足。加上刘濞在吏治方面治理有方，当地百姓都十分拥护他。钱粮、金属兵刃、民心兵源，这些都为他日后反叛提供了其他诸侯王难以比拟的丰厚底蕴。文帝时期，刘濞的儿子、吴国太子刘贤入京陪汉朝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玩乐，相互间在棋桌上争胜。刘启对傲慢的刘贤十分不满，恼怒之下竟然将棋盘掷向对方，刘贤当场死亡。此事让刘濞知晓以后，因心生怨恨，再也不愿遵守诸侯礼节去侍奉天子了。
不过。文帝时期，刘濞一直隐忍不发，即便此时的吴国经济几乎占据了汉朝半壁江山。要知道，吴国豫章郡的铜山可是当时天下两大铜矿之一，有“蜀之严道，吴之铜山”的称呼。换言之，刘濞在文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汉朝差不多一半的铸币权，更不要说他还修筑了第二条邗沟。所谓“第二条邗沟”，是为了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主持开凿的第一条邗沟进行区分，它在清朝被改名为“通扬运河”，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刘濞的经营才能和吴国对他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以后，景帝上位竟然直接粗暴的削减各诸侯国领地，损害最大的便是实力最强的吴国了。所谓国恨家仇一起算，此时吴王刘濞与汉景帝刘启之间的矛盾，于公于私都难以善结了。所以，仅凭枚乘的一纸谏书就想要刘濞回心转意，简直是痴心妄想。作为一方霸主、作为一位父亲，即使兵败被杀也好过妥协退让，毕竟前者还可以勉强称之为奋勇一搏，后者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当然，经过此事之后，汉朝中央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地方诸侯与朝廷对抗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此后，围绕皇权的争夺逐渐成为西汉王朝中枢权力游戏的主旋律，在平叛中立下大功的景帝同母兄弟梁王刘武，同样产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先前曾谏言景帝诛杀晁错以平众怒的袁盎，就因反对立梁王刘武为储君，遭到梁王忌恨，为刺客所杀。另一位平叛有功的大将周亚夫，亦因在战争中以梁王为诱饵，从而遭到忌恨，并被梁王后来狠狠的报复了一番，在牢狱中吐血而亡。由此可见，景帝时期的中枢权力斗争已然趋于激烈，即便吴王刘濞听从了枚乘的谏言，其所迎来的也未必是“稳如泰山”的局面。
只不过，站在宏观的视角上，汉朝中央集权获得巩固、中央财政急剧增长，这也为后来大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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