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字子固,汉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京郊狂风呼啸，黄沙铺天盖地。曾巩回望工作近十年的京师，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师友的面容不断在眼前闪现，令他心中百味杂陈。
离开京城后，曾巩在越州、洪州、襄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兜兜转转，直到去世前三年才重返京师。
世人对此看法各异：有人认为他纯属咎由自取，自负才华目高于顶得罪上司与同事;有人觉得他完全是命途多舛，因时运不济才辗转地方。
曾巩长期在地方厮混，是咎由自取还是命中注定?抑或别有玄机?
曾巩是“生而警敏，不类童子”的神童，“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记忆力超群。十二岁时，他显示出创造天赋，“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
他十八岁进京赴考，两年后“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但因科考侧重应举时文，曾巩却擅长策论，因此屡试不第，蹉跎足足二十年，三十八岁时才高中进士，被派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担任司法参军。
在恩师欧阳修大力举荐下，曾巩得以入京“编校史馆书籍”。他在无意中卷入新旧党之争之后，主动请求外放，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二)越州赈灾
曾巩下车伊始，便接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原来，越州府衙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增加酒坊税收。因酒坊无法缴纳所需赋税，府衙便将赋税摊派到百姓头上，并约定七年为期。赋税到期后，府衙“棺材里伸手----死要钱”，依然厚着脸皮继续征收赋税。曾巩明察暗访摸清事实后，代表府衙公布“立罢之”，受到越州百姓的交口称誉。
适逢越州遭饥荒，官府存粮不够赈济灾民，且“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曾巩想出妙招，令各属县劝告富人向官府如实申报储粮数量，“总十五万石。”曾巩允许富人以稍高出市场的价格向百姓出售存粮。此举既使富人获利，也便利百姓就地购粮，一举两得。
为战胜灾害，曾巩筹集五万资金，贷给百姓购买种子，以解燃眉之急。因五万资金纯属杯水车薪，曾巩“又贷之种粮”，让百姓随秋季赋税同时偿还。这些措施，使得越州迅速恢复生产，“农事不乏。”
(三)齐州锄奸
曾巩升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后，针对齐州社会治安混乱现状，“以疾奸急盗为本”，大力打击黑恶势力。城郊周氏父子，靠走歪门邪道发了横财，在乡里横行不法，残害良民，欺男霸女。他们买通当地权贵和豪门充当保护伞，使得“州县吏莫敢诘。”曾巩调查核实清楚后，将周氏父子“取置于法。”
章邱一帮土混混横行乡里，自称“霸王社"，专门与官府作对，杀人劫货，抢夺囚车，形成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曾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匪巢，抓获不少骨干分子。为震慑霸王社残部，曾巩发配三十一名罪大恶极的霸王社头目到边地服刑。他吩咐百姓抱团取暖，结成保伍，严密监视黑社会成员，“有盗则鸣鼓相援。”这招百姓联防行之有效，经常能抓获零散匪徒。
曾巩得知通缉犯葛友投案自首后，心生一计，好酒好肉款待他，送他一套新衣帽，派几名骑手跟随。葛友穿戴新衣帽，坐在堆满官府奖励的钱和布的马车上，神气活现在齐州到处夸耀。残匪见通缉犯受到官府如此款待，“多出自首。”
齐州经过曾巩的多措并举，从犯罪分子的天堂变成模范治安之地，“自是外户不闭。”
(四)襄洪造福
转任襄州(今湖北襄阳市襄州区)知府期间，曾巩从如山的卷宗中发现前任错判的冤案。他重审此案，平反昭雪，释放在押的百余名涉案人员。
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府时，适逢江西爆发瘟疫。曾巩迅速采取各项应对措施：指令属县及各乡镇迅速备足防疫药品，及时分发给患者;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不分军民，一概由官府收养，提供食宿和医药治疗。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把无数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朝廷大军远征安南，要求所经州府为军队提供上万人的储备。这些地州的官吏趁机层层加码饱中私囊，“暴诛亟敛，民不堪。”曾巩唯恐大军扰民，制定出接待大军的预案，使得“师去，市里不知。”
(五)福州利民
曾巩担任福州知府后，成功招抚强盗头子廖恩，为当地除去一害。但是，土匪余部贼心不死，又相互勾结壮大实力，“阴相结附，旁连数州”，搅得福州及附近数州“居人慑恐。”
曾巩巧施妙计，军事打击与政策攻心双管齐下，使二百多名匪徒作鸟兽散，驱散了福州上天的阴霾。
福州多佛寺，每寺必有住持。因香火太旺，主持的“富饶”之位便诱得六根清净的和尚们馋得流口水。因住持必须经官府认定，和尚们便争先恐后贿赂官吏。曾巩上任后，先令各寺和尚公开推举德高望重者为住持，又在府庭张贴告示，严禁任何官吏收受贿赂为僧人求情。
因为福州没有职田(亦称“职分田”，政府按官职品级授给官吏作为俸禄的田地，即以租田收取的租粟为俸禄)，历任太守每年只能靠卖府衙内的果蔬来当俸禄。府衙果蔬有专人官吏，肥力足，品相好，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每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
曾巩得知府衙果蔬客观上对普通果农菜农形成打压，感慨万千，毅然决定放弃这笔俸禄："太守与民争利，可乎?"他宣布，府衙果蔬从此不准上市，“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受到“神宗召见，劳问甚宠”，被留在京城任职。曾巩针对国家财政现状，“上疏议经费”，得到宋神宗高度评价："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从事两年文字工作后，曾巩被提拔为中书舍人(皇帝秘书)。他以年迈体衰为由婉拒，推举“广览载籍，强记洽闻”的同僚替代自己。因继母过世，曾巩辞职回家丁忧，“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曾巩自三十八岁入仕为官至六十五撒手人寰，十二年在京城做文字工作，十二年在地方辗转赴任。世人为他“负才名”却“久外徙”而愤愤不平，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曾巩当初辞京到地方任职，是因倦于卷入新旧党之争而主动请求外任越州。这样做的好处是：
首先，巧妙避开在朝廷划线站队的政治漩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可以在地方放开手脚，实现政治抱负，展现治理才华;
再次，长期在地方任职，既使他创作出忧国忧民的《边将》《胡使》《嗟叹》等诗作。
同时，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勿需陷入官场高层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泥淖，使他能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时间用于文学创作。
因此，曾巩长期在地方任职，让北宋官场少了一个官油子，使北宋文坛多了一个大文豪!曾巩的选择，使他活成了自己想活成的样子。所以，曾巩是活得最明白、最洒脱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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