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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本是朋友，为何后来会交恶呢？

2025-08-12 01:30:03 沈贵妃章穆皇后章怀皇后刘娥宋真宗

　　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名显当世。然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將入相，多谋善断，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意欲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爱恨交织，高潮起伏，錯综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說丛出，扼腕叹息。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才进入仕途。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七品待遇)、签书凤翔府判官(府州副职幕僚);章惇任商洛令(县官)，同在陕西作地方官。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边面临万丈悬崖。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连说不敢。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此”章惇上来后，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大笑。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所写诗文受人构陷，涉嫌诽谤朝廷，讽刺新法，被逮捕治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致苏轼于死地，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神宗没有被他忽悠，客观地说：“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干我何事?”

　　这时候，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要是照王相爷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王巩《闻见近录》云：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苏轼被贬黄州后，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写信规劝苏轼，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见《与章子厚书》)

　　苏轼与章惇虽属不同阵营，政见不同，但此时的章惇尚能守护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黜出外郡，从此他怀恨在心，一心伺机报复。

　　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由于宣仁太后倾向于旧党稳重的政策，所以哲宗经常被旧党人士所忽略，这引起了哲宗的厌恶，以至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哲宗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之巅。这时的他，忘记了道德良知，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残忍，后来无出其右。

　　苏轼也成了章惇重点打击的对象，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在惠州，苏轼处世豁达，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曾写过一首《纵笔》诗以自娱，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歌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睡眠的情景。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他决意要把苏轼往死里整，绍圣四年(1097年)，章惇指使吏部一纸令下，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那里更加荒僻，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瘴雨蛮风，九死一生。宋太祖曾立下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已经没有丝毫的朋友之情了。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结束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涯。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就可能终老海南了，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

　　天道公允，造化弄人。苏轼遇赦复官之时，正是章惇被贬流放之日。宋徽宗即位，以章惇曾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章惇被罢相后，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有来。当年苏轼作为主考官，亲点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轼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凶残至极，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但苏轼却胸襟豁达，丝毫不计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