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藏用（约664年—约713年），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出身范阳卢氏这一名门望族，其叔祖卢承庆曾任度支尚书，父亲卢璥官至魏州司马。他集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政客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一生经历跌宕起伏，其故事不仅反映了个人的命运沉浮，更折射出唐代社会的独特风貌。
才华初显与隐居求仕
卢藏用年少时便以文辞才学著称，凭借自身才华考中进士。然而，考中进士后他并未得到吏部的调职安排，仕途受阻。心怀壮志的他并未就此沉沦，而是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入仕之路——隐居。他与兄长卢征明一同隐居于终南山，在此期间，他修习辟谷练气之术，表面上过着远离尘世、淡泊名利的生活，实则心系仕途。
终南山地理位置特殊，距离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非常近，站在山上甚至能望到大明宫的屋脊。卢藏用深知，在古代，隐士往往被视为道德高尚、淡泊名利之人，若在终南山隐居，一旦有了名声，便能迅速被皇帝知晓，从而顺利进入官场。他确实凭借这种策略达到了目的，武则天听闻他的存在后，将他请出山，赏给他左拾遗这一职务。左拾遗虽为八品官职，但却是引人眼热的清望之官，且在天子身边工作，容易获得升迁机会。
仕途攀升与政治投机
进入官场后，卢藏用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机遇，仕途一路攀升。武则天长安年间，他担任左拾遗；神龙二年（706年），被擢升为中书舍人；景龙年间，又历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工部侍郎、尚书右丞等职，还兼任修文馆学士。他依附于武则天、韦后集团，后来又与太平公主关系密切，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左右逢源，成为宫廷权力核心成员。
然而，卢藏用的政治节操备受争议。他在官场上面对各路权贵跑官要官时，缺乏应对之策，只能出卖自己的良心，被史书评价为“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先天政变后，唐玄宗以他曾经依附太平公主为由，将他流放岭南。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和软弱性，也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文学艺术成就与思想贡献
尽管卢藏用在政治上存在诸多争议，但他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却有着显著的成就。
在文学方面，他与陈子昂交谊深厚，是陈子昂诗文变革的积极支持者。陈子昂逝世后，他厚抚其子弟，并编辑《陈伯玉文集》，为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身也工于诗文，《全唐诗》存其诗8首，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书法上，卢藏用工于草隶、大小篆及八分书等书法，书法风格幼尚孙过庭草书，晚师王羲之，八分书有规矩之法，被当时人称为多能之士。他的书法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为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在思想领域，卢藏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否定“神”的万能观点。他主张“人治”，否定“神治”，认为统治者应宽刑、减赋、重礼、赏罚分明，这些思想是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的继承和发扬，具有进步意义。他将自己的思想撰写成《析滞论》一文，该文受到世人好评，并被收录在《全唐文》中，成为研究唐代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终南捷径”的典故与启示
“终南捷径”这一典故源于卢藏用与司马承祯的一次对话。司马承祯是一位道行高深的道士，被睿宗召入京后欲还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则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在我看来，是当官的捷径。”这一对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卢藏用将隐居作为政治投机工具的本质，也使“终南捷径”成为历代讥讽假隐士的经典案例。
“终南捷径”的故事反映了唐代社会“以隐求仕”的现象。在唐代，朝廷既需要隐士装点“野无遗贤”的治世形象，又难以容忍真隐者脱离体制，而科举制度与“制举”“荐举”等选拔方式形成明暗双轨，为寒门士子提供了另类晋升通道。部分文人将道家隐逸哲学异化为沽名钓誉之术，催生出独特的“朝隐”群体，卢藏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现象揭示了人性在追求功名利禄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提醒后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应坚守道德底线，保持真诚和正直，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丧失原则和操守。
卢藏用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他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的成就不可忽视，但在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又让他备受诟病。“终南捷径”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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