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的长河中，“二程”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宋明理学的发展道路。这对来自洛阳的兄弟——程颢与程颐，以“理”为枢纽，重构了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基础，其思想影响跨越八个世纪，至今仍在东亚文化圈回响。
一、学术双璧：从黄陂到洛学的思想奠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其思想带有鲜明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晋城任县令时，他以“视民如伤”的仁政实践，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哲学理念转化为治理智慧。这种“万物一体”的境界，在《识仁篇》中化为“以诚敬存之”的修养工夫，开创了理学“心性论”的先河。其弟子谢良佐记载的“如坐春风”典故，恰是明道先生教化风格的生动写照。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则以严谨的逻辑建构著称。他在《周易程氏传》中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将太极阴阳的宇宙图式转化为伦理秩序的哲学根基。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虽饱受后世争议，却深刻塑造了宋代理学的伦理特质。伊川先生在嵩县书院讲学二十年，培养了杨时、游酢等理学中坚，使洛学思想如伊河之水，浸润中原大地。
二、理气之辨：哲学体系的同源与分野
二程共同确立了“理”作为宇宙本体的地位，但在具体路径上展现出微妙差异。程颢强调“天理”与“心性”的贯通，其“只心便是天”的命题，为陆王心学埋下了伏笔；程颐则主张“格物致知”的认知路径，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方法论，成为朱熹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种差异在《二程遗书》中留下经典对话：程颢以“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论仁，程颐则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作答，一者重体悟，一者重分析，恰似洛学内部的阴阳两仪。
三、政治实践：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在北宋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二程展现出儒者的担当。程颢任监察御史时，以“御史不知上未食”的诤臣风骨，直谏宋神宗戒除奢靡；程颐在崇政殿说书期间，借经筵讲学之机，向少年哲宗灌输“天下重任，惟宰相与君亲共之”的君臣之道。即便在元祐党争中遭贬涪州，程颐仍坚持“道之将行也与，命也”的信念，在蜀地传播洛学，形成“伊川之学遍四方”的盛况。
四、历史回响：从洛学到东亚文明圈
二程的思想遗产，在南宋朱熹手中结出硕果。“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影响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从《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育规程，到《性理大全》的科举定本；从朝鲜朱子学对“四七理气”的阐发，到日本阳明学对“心即理”的改造，都可见洛学思想的基因延续。现代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评价：“二程之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为中华文化之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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